老娘的人生不需要男人。别名相濡以沫

第一卷：剪刀2000—2003林以沫这辈子最熟悉的工具，是剪刀。

不是裁缝铺里那种尺把长、刃口锋利的大家伙。就是寻常人家针线筐里的那一把，巴掌大小，

黑铁，把手缠着褪色的红棉线，用久了磨出温润的光。她三岁那年的秋天，

这把剪刀落在母亲手里。那天傍晚下了雨。瓦檐的水滴成一线，

把门槛前的青石板砸出深深浅浅的坑。林以沫蹲在门槛里头，看那些水珠一颗一颗砸碎，

又聚拢，再砸碎。她不记得那天之前自己头发有多长了。只记得母亲从里屋出来，

手里攥着那把剪刀，指尖泛白。“沫沫。”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林以沫仰起脸。

她看见母亲嘴角有一道干涸的暗红色，从唇角斜斜划向下巴，像谁用指头抹上去的。

那道红已经干了，边缘起了细碎的皮屑，可母亲没有擦。她没问。

三岁的孩子不会问“妈妈你怎么了”。她只是站起来，乖乖走到母亲腿边。

剪刀贴上头皮的那一刻，她打了个冷战。金属是凉的，母亲的指尖也是凉的。

可母亲的动作很轻，像在剪一匹最贵重的绸缎。黑发一缕一缕落在青砖地上，

被穿堂风卷起来，缠在桌腿，缠在门槛，缠在林以沫赤着的脚背上。她低头看那些头发。

软的，细的，在灰暗的天光里泛着淡淡的棕。“好了。”母亲放下剪刀。

林以沫抬手摸自己的后脑勺——扎手，短得像男娃。她没有哭，也没有问为什么。

她只是记住了这个动作。很多年后林以沫才明白，那不是剪头发。那是一个三岁的小孩，

亲手给自己心上加了一把锁。锁的名字叫：我不要再做女孩了。那天傍晚的父亲，

是另一种样子。林以沫记得他站在院子中央，淋着雨。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

露出里头鼓囊囊的肚腩。他的脸很红，眼睛也很红，像灶膛里烧乏了的炭。

秦素芝站在门槛里头，一只手撑着门框，另一只手藏在身后。林以沫知道那只手里攥着什么。

是剪刀。“你还有脸回来。”秦素芝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白菜又涨价了，“林国富，

你还要什么？房子单位收回去了，存款你卷走了一大半，我三个女儿，肚子里还有一个，

你要不要一并掐死？”林国富没接话。他盯着秦素芝的肚子。那里微微隆起，四个多月了，

已经藏不住。雨声很大，可林以沫还是听见了父亲开口前那一声咽唾沫的响动。

“医院……检查了？”秦素芝没说话。“是男是女？”沉默。漫长的、黏稠的沉默。

雨把沉默拉得又长又冷。秦素芝的下巴动了动，像在咬紧牙关。她没有低头，

眼睛直直看着雨中那个男人——那个十年前骑着二八大杠、车把上绑着红绸来娶她的男人。

“女。”一个字，像吐出一颗带血的牙。林国富的脸扭曲了一下。不是愤怒，不是悲伤，

是一种林以沫三岁还看不懂的表情。

后来她花了二十年才为那个表情找到准确的名字：如释重负。他终于有理由了。“女的，

又是女的！”林国富的声音突然拔高，像被人掐住了喉咙又松开，“秦素芝，

你肚子是不是不争气？我林家三代单传，到我这儿，你给我生了三个赔钱货，

肚子里还揣一个丫头片子——你是要我林家绝后！”秦素芝的脊背挺得像一把拉满的弓。

“生男生女是男人的种定的。你初中没毕业，这个道理也不懂？”林国富没理她。

他开始在院子里转圈。皮鞋踩进积水里，溅起的泥点沾上裤脚。他转了一圈，两圈，

像一头被关进笼子太久的困兽，终于找到了笼门松动的缝隙。他停下脚，

指着秦素芝的鼻尖：“你在外面有人。”秦素芝愣住了。林以沫看见母亲的眼睛睁大，

瞳孔剧烈收缩，像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冰水。“你说什么？”“我说，你在外面有野男人。

”林国富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像淬过毒的钉子，“要不你怎么肚子这么不争气？一胎是丫头，

二胎是丫头，三胎还是丫头——肯定是你的种不行！”他越说越觉得这是真理。声音高了，

腰杆直了，眼神里那点心虚被一层一层镀上正义的光。“我同事老张，

人家老婆第一胎就生儿子；车间主任老王，老婆生俩都是带把的；就你，就你秦素芝，

连着四胎都是丫头——不是你在外面作了孽，老天爷能这么罚我？”秦素芝没说话。

她只是看着林国富，像看一个陌生人。这个人，十年前为了娶她，

在她娘家门口跪了三个钟头，膝盖跪出血，把青石板都染红了。这个人，

新婚夜握着她的手说“素芝，我这辈子绝不让你受一点委屈”。这个人，

大女儿出生时抱着襁褓哭得像个孩子，说“女儿好，女儿是爹的小棉袄”。那件棉袄，

什么时候蛀空了芯子？“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秦素芝的声音很低，像说给自己听，

“林国富，你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自己——你把自己活成了什么样。”林国富没听见。

或者说，他听见了，但那些字从他密不透风的“道理”上滑过去，连个印子都没留。

他往前跨一步。林以沫站在门槛边，离母亲只有三尺。她看见父亲的胳膊抡起来，

像抡一把锄头，带着风，带着雨，带着这些年所有“没儿子”的憋屈。那只手落在母亲脸上。

不是扇，是抡。秦素芝整个人往旁边栽过去，额头撞上门框，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她扶着门框慢慢直起身，嘴角那道干涸的血迹上又添了新的——鲜红的，

顺着下巴一滴一滴落在衣襟上。她没有叫，没有哭。只是抬起手，用袖子擦了擦嘴角，

然后把那截沾血的袖口掖平，像掖一块弄脏了但还能用的抹布。林以沫没有动。

三岁的她站在门槛边，看着母亲嘴角的血，看着父亲通红的脸，

看着雨把院子浇成一片模糊的灰。她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但她记住了。

记住父亲抡起胳膊时那道弧线，像镰刀割断麦秆；记住母亲的血滴在衣襟上，洇开，

像腊月里梅花瓣；记住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每一下都在说：记着。记着。记着。

多年以后林以沫才知道，那不是恐惧。那是三岁的她，在心里给自己的童年代了一个句号。

从那天起，她再没有做过一天女孩。那个叫赵美茹的女人，

林以沫是很多年后才拼凑出全貌的。像拼一块碎了很久的瓷片，这边描一笔，那边补一角，

怎么都对不齐。可碎渣子扎手，每一片都带着血。1999年秋天，

赵美茹第一次出现在林国富的生活里。那时候林以沫还没出生，大姐林望舒七岁，

二姐林望晴六岁，都刚上小学。林国富在国营纺织厂当机修工，厂子效益已经不行了，

工资经常拖着，但名义上还是个“铁饭碗”。赵美茹是来厂里进货的。

她开着一辆银灰色夏利——1999年，小县城私家车还稀罕得很，夏利停在厂门口，

引擎盖能照出人影。她穿一身红裙子，烫大波浪卷，指甲涂成亮晶晶的珊瑚色，

下车时高跟鞋磕在水泥地上，笃笃笃，像啄木鸟敲空树干。

厂里那些男人眼珠子都快粘她身上了。林国富那天正好在门卫室借火点烟。

赵美茹从他跟前走过，裙摆扫过他的裤脚，留下一股浓郁的栀子花香。他后来跟工友吹牛，

说那女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眼风像带了钩子。工友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林国富不恼，

也跟着笑。可那一眼的钩子，在肉里埋了。赵美茹那年三十一，比林国富大两岁。

她自称是市里来的生意人，做服装批发的，来厂里看能不能拿点残次品布匹，便宜处理给她。

厂里正愁库存压资金，一来二去就谈成了。她请车间主任吃饭，

主任拉了林国富作陪——老林是机修工头，布匹质量他说了算。那顿饭吃到晚上九点多。

赵美茹点了满满一桌子菜，白酒开了两瓶，敬了主任敬林国富，敬完林国富再敬主任。

她的酒量出奇好，喝了七八杯脸都不带红，只是眼波越来越软，越来越黏。

林国富那天喝多了。他记得自己说了很多话，说厂里效益不行，说老婆又怀孕了，

说前头已经俩闺女，这胎不知是男是女。说这些话时他低着头，

没看见赵美茹眼睛里一闪而过的亮光。“林师傅，您是个顾家的人。”赵美茹给他斟酒，

手腕细白，镯子叮当响，“现在像您这样的男人不多了。”林国富嘿嘿笑。

没说自己上个月刚跟秦素芝吵过一架，也没说他已经两个月没往家交工资了。那顿饭之后，

赵美茹常来厂里。有时是提货，有时是结账，有时没什么事，就坐在门卫室跟林国富聊聊天。

她带过一条烟给他，说是客户送的，她一个女人家不抽这个；带过一盒月饼，说是香港牌子，

一盒四块顶厂里半个月工资。林国富把这些东西拿回家，烟藏在工具箱底层，

月饼放在柜子顶上，说厂里发的。秦素芝没多问。她那时候怀着林以沫，肚子已经很大了，

每天还要给两个女儿做饭、洗衣、辅导功课。林国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她以为他在厂里加班，怕他累着，还给他留饭。饭留在锅里，盖着盘子。

第二天早晨原封不动。秦素芝把剩饭倒进泔水桶，手在水龙头下冲了很久。2000年春天，

林以沫出生了。又是女儿。林国富在医院走廊里站了很久。护士把孩子抱给他看，他没接，

只是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那是一双新买的皮鞋，猪皮的，赵美茹说好看，他就买了，

花了他半个月工资。“要不……再生一个。”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总得有个儿子。”秦素芝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产后虚汗把头发黏在额上。她没说话，

只是闭上眼睛，把脸侧向墙壁那一侧。林国富没看见她眼角滑下来的那滴泪。或者说，

他看见了，但他不想认。2000年秋天，赵美茹告诉林国富：她离婚了。

她说前夫是个赌鬼，欠了一屁股债，把她的服装店都赔进去了。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一辆夏利车，和肚子里三个月的孩子。林国富手里的烟掉在地上。“孩子……谁的？

”赵美茹看着他的眼睛，没说话。那一眼比任何回答都有力。

林国富觉得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紧接着是排山倒海的眩晕——他有儿子了。他有儿子了！

在一个女人肚子里，三个月，已经成形了，会动，是个带把的！他几乎是从凳子上弹起来的，

一把抓住赵美茹的手腕：“你确定？检查了？”赵美茹轻轻挣开他的手，低头抚着小腹，

声音低得像耳语：“查了，是男孩。可这孩子命苦，生下来就没爹……”林国富当晚没回家。

第二天也没有。他托工友带话，说厂里赶一批急活，在车间打地铺。秦素芝信了。

她怀里抱着还没出月的林以沫，身边站着两个等着吃饭的女儿，

她没工夫去想丈夫话里的破绽。2001年到2002年，赵美茹生了一个儿子。

林国富偷偷去医院看过。那孩子皱巴巴的，头发乌黑，哭声洪亮，

接生护士说“是个大胖小子”。林国富站在产房外，隔着玻璃窗，手贴在冰凉的玻璃上，

像贴圣物。他给孩子取名“林继祖”。继祖，继承祖业，延续香火。

这名字他没敢让秦素芝知道。赵美茹坐月子期间，林国富几乎把能挪用的钱都挪了。

厂里的加班费、私下接外快的修理费、还有秦素芝攒在饼干盒里准备给望舒交学费的八百块。

他拿那八百块的时候手没抖。他想，这是为了儿子，值得。赵美茹没有催他离婚。

她太聪明了。她知道林国富这种人，你越逼他他越缩，你不逼他，他自己会把网越缠越紧。

她只是偶尔说一句“继祖夜里又哭了，是不是想爸爸”，或者说“今天带孩子去打疫苗，

人家问孩子爸呢，我都不知怎么答”。这些话像针，一下一下扎进林国富的良心。扎久了，

良心成了筛子，风从这头穿到那头，什么都不剩。2003年开春，秦素芝又怀孕了。

林国富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赵美茹的出租屋里逗继祖玩。电话里秦素芝的声音很平静，

像在通知他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我有了，两个月了。”他挂掉电话，手心里全是汗。

赵美茹从背后抱住他，脸颊贴着他的脊背，声音温软：“国富，你不能再拖了。

继祖一天天大了，不能总没名没分。”她把“没名没分”四个字咬得很轻，像羽毛搔耳廓。

林国富闭着眼睛，沉默了很久。“我想办法让她去查查。”他说，“看是男是女。

”2003年夏天，秦素芝去做了B超。不是她主动要去的。是林国富托了人，

找了医院一个熟人，说“查查性别，老家老人念叨”。秦素芝不想去。

她觉得生男生女都是自己的骨肉。可她架不住林国富天天磨。磨到后来她累了，想，

查就查吧，反正生下来也是我的孩子。检查那天林国富没去。他在厂里等电话，

手心汗湿了又擦干，擦干了又湿。电话响了三声他接起来。“女的。”熟人说，

“四个多月了，发育挺好，就是性别……”他没听完后面的话。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紧接着是一阵奇异的、近乎解脱的轻松。是女的。又是女的。

他没对不起林家了——他努力过了，是秦素芝肚子不争气。这想法一旦生根，便疯狂蔓延，

把他最后一点愧疚绞杀殆尽。2003年秋天，林国富正式向秦素芝提出离婚。

那天下着小雨。他站在院子里，衬衫被淋透，肚腩的轮廓若隐若现。他指着妻子的鼻子，

骂她是婊子，骂她外面有野男人，骂她肚子不争气害他林家绝后。他骂得声嘶力竭，

骂得理直气壮。因为他相信了。他必须相信。离婚那天，林望舒和林望晴站在父亲身边。

林以沫后来无数次回想那一天，试图从三岁的记忆里打捞出更多细节。

她记得大姐穿了那件洗得发白的红毛衣，袖口有点短了，

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记得二姐一直低着头，马尾辫松松垮垮，碎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

她记得两个姐姐都没有哭。法院调解室里灯光很暗，墙皮剥落，露出底下灰黑的水泥。

秦素芝坐在长条凳的一端，怀里抱着林以沫，身边放着装尿布和奶瓶的网兜。

她脸上没有表情，只是偶尔低头看一眼小女儿，指尖把女儿翘起的衣领抚平。

林国富坐在另一端，两只手交握在膝上，指关节泛白。他身边站着两个双胞胎女儿，

身后站着赵美茹——今天是正式场合，赵美茹穿得很素净，藏青色套装，

头发规规矩矩盘在脑后，像一个贤惠的妻子该有的样子。调解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戴着老花镜，把离婚协议书翻来覆去看了三遍。“两个孩子都跟父亲？”她抬起头，

目光在秦素芝脸上停了一瞬，“你确定？”秦素芝没说话。她看着大女儿望舒。望舒八岁了，

站在父亲椅子旁边，脊背挺得笔直，下巴微微扬着，像一只警惕的、随时准备战斗的小兽。

“我跟我爸。”望舒的声音很清脆，像冰棱子敲玻璃，“我不要跟婊子过。”调解员愣住了。

她推了推老花镜，嘴唇翕动了一下，没说出话。林以沫那时三岁，

还不太懂“婊子”是什么意思。她只是看见母亲的脸突然白了，白得像腊月里窗玻璃上的霜。

秦素芝没有辩解，没有哭。只是把怀里的女儿抱得更紧，指尖陷进林以沫的棉袄里。“望舒，

”秦素芝的声音很轻，像怕惊落灰尘，“妈妈没有……”“你有！”望舒突然拔高声音，

把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爸说了，你跟野男人搞破鞋，生了一堆丫头片子，

害我们家没儿子！你是破鞋，你是婊子，你不是我妈！”她喊出最后一个字时，声音破了，

像一面绷得太紧的鼓，终于被捶出裂口。秦素芝没有再说话。她看着大女儿，

看着那张和自己年轻时一模一样的脸——同样的眉眼，同样的倔强抿紧的嘴角。

望舒的眼睛红着，可她拼命忍着，不肯让眼泪掉下来。她只是个八岁的孩子。这八年来，

她跟着父亲的时间比跟着母亲多。父亲给她扎辫子，父亲送她上学，

父亲在她生日时买过一个巴掌大的奶油蛋糕。父亲告诉她：妈妈不要你了，

妈妈在外面有野男人，生了野种。她信了。她必须信。如果不信这些，

她要怎么解释这个四分五裂的家？要怎么解释父亲越来越少回家、母亲越来越沉默寡言？

要怎么解释自己心里那个挥之不去的、像针扎一样的疑问——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望晴始终没有说话。她站在姐姐身后半步，低着头，马尾辫垂下来遮住大半张脸。

林以沫只能看见她紧紧攥着衣角的手指，关节泛白，指甲边缘啃得参差不齐。“望晴。

”秦素芝叫她。二姐的肩膀抖了一下。她没有抬头，没有应声。过了很久，

久到调解员以为这孩子不会开口了，久到窗外的梧桐叶子飘进来一片，打着旋落在桌角。

“我跟我姐。”四个字，轻得像吐出一口气。秦素芝闭上眼睛。她没有再争取。

她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是厂里的公房，

离婚了要收回；存款早被林国富掏空；她怀里抱着一个三岁、肚子里还揣着一个。

她拿什么养两个八岁的孩子？

让她们跟着自己睡桥洞、吃烂菜叶、被人指指点点说是“婊子的女儿”？有些放手，

是比握紧更深的爱。可她没办法让女儿明白。

多年以后林以沫才从母亲断续的讲述中拼凑出那两个姐姐被带走前的最后一幕。

林国富一手牵一个女儿，大步走向停在法院门口的夏利车。赵美茹已经坐在驾驶座上，

从后视镜里整理自己的鬓发。两个女孩穿着单薄的红毛衣，在十一月的冷风里瑟缩着肩膀。

望舒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她看见母亲站在法院的台阶上，怀里抱着三岁的妹妹，

身边放着破旧的网兜。母亲没有追上来，没有哭，甚至没有挥手。她只是站在那里，

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露出过早爬上眼角的细纹。望舒迅速把脸转回去，脊背绷成一条直线。

她没有看见母亲嘴唇翕动，无声地说了两个字。很多年后，当她自己也成为母亲，

当她终于在无数次失眠的深夜里想通了一些事情，她才从记忆深处捞出那两个字的口型。

“保重。”秦素芝只说了这两个字。她没有说“妈妈爱你们”。

没有说“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她只是站在秋风里，

看着两个女儿的背影被银灰色的车门吞没，像两粒细沙沉入深海。车开走了。尾气喷出来，

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很快散尽。秦素芝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小女儿。三岁的林以沫仰着脸，

眼睛又黑又亮，像两口看不见底的井。她没有问姐姐去哪了，没有问爸爸为什么不带自己走。

她只是抬起手，用袖子蹭了蹭母亲的下巴——那里有一道结痂的伤口，

是昨天夜里林国富最后一次动手时留下的。“妈妈，不哭。”秦素芝没有哭。

她已经很久不会哭了。离婚后的第三天夜里，秦素芝给林以沫剪了第二次头发。

她们住在一间八平米的出租屋里，是秦素芝娘家母亲勉强腾出来的柴房。窗户糊着旧报纸，

门关不严实，夜里冷风飕飕往里灌。秦晚栀还没出生，在她肚子里静静蜷着，

像一粒还没发芽的种子。林以沫坐在小板凳上，脖颈围一块旧毛巾，

听剪刀在自己头顶咔嚓咔嚓响。煤油灯芯子一窜一窜，把母亲的身影拉得很长，

投在凹凸不平的土墙上，像一个沉默的巨人。“妈，”林以沫突然开口，“姐姐还会回来吗？

”剪刀停了。过了很久，秦素芝的声音从头顶传来，轻得像棉花落水：“会的。

等她们长大了，懂事了，就会回来。”“那要等多久？”“也许很久。”林以沫没再问。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脚背上落满的黑发，一缕一缕，像秋天被风打落的细枝。

她在心里想：等我长大了，我要让妈妈过上好日子。不让任何人打她，不让任何人骂她，

不让她再流一滴眼泪。至于男人。她把那两个字从心里划掉，

像用橡皮擦掉写错的铅笔字——用力，反复，直到纸张泛起毛边，字迹彻底湮灭。剪刀停了。

秦素芝绕到女儿面前，蹲下身，把她额前的碎发轻轻吹掉。三岁的林以沫露出光洁的额头，

眉眼清俊，短发根根竖立，像个虎头虎脑的男娃。“好看。”秦素芝说。她弯起嘴角，

那是林以沫记忆中，母亲在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唯一一次笑。窗外下起了雪。

2003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往年都早。雪花从破纸窗的缝隙钻进来，落在窗台上，

落在煤油灯罩上，落在秦素芝搁在膝头的手背上。六角形的，晶莹的，转瞬化成一小粒水珠。

林以沫伸出小小的手，接住一片雪。掌心凉丝丝的，很快什么也没有了。她突然想起大姐。

想起二姐。

被父亲带走的、在另一个屋檐下过活的、也许再也不会回来的、和她流着相同血液的女孩们。

她们此刻看见雪了吗？她们冷吗？她们也会像自己一样，半夜睡不着，听着风声，

想着妈妈吗？林以沫没有问出口。她只是把那只接雪的手缩回来，攥成拳，藏进棉袄口袋里。

雪越下越大了。第二卷：柴房2003—2004秦晚栀出生在2004年惊蛰。

那是柴房里最冷的一段日子。秦素芝产后没有奶水，只好托邻居去讨些米汤，用纱布滤了，

一滴一滴喂进婴儿嘴里。小妹瘦得像只猫崽，哭声细细弱弱，随时都会断掉的样子。

林以沫那时候四岁。她趴在床沿，看母亲把妹妹裹进唯一一件完整的棉袄里，

自己穿着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薄夹袄，在零度的屋里抱着孩子。“妈，妹妹叫什么？

”秦素芝低头看着襁褓中皱巴巴的小脸。那张脸还没有拳头大，眼睛闭着，

睫毛像两片落错的雪花。“晚栀。”她说，“晚开的栀子花。”栀子花开在夏天。

可她的孩子生在惊蛰，窗外只有冻土，只有残雪，只有枯枝在风里呜呜咽咽。

她只是想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名字。林以沫不懂这些。她只是觉得“晚栀”很好听，

念起来舌尖像含了一颗糖。她从床沿滑下来，踮起脚，努力够到妹妹的小褥子。

秦素芝把襁褓放低些，让大女儿能够看见。林以沫看着那张皱巴巴的、红通通的小脸。

妹妹有一双很长的睫毛，鼻尖小小的，嘴巴也是小小的，像一粒将开未开的蓓蕾。

她安安静静睡在母亲怀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下着雪，

不知道这间漏风的柴房是她们仅有的庇护所，不知道从她睁开眼看这个人间起，

就要开始一场漫长而颠簸的跋涉。林以沫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妹妹的手背。

那只小手倏地张开，攥住了她的指尖。很紧。像抓住了什么不愿放手的宝物。

林以沫愣了一下。她没有挣开。四岁的她还不懂什么叫血缘，什么叫责任，

什么叫从今往后我要保护你。她只是觉得妹妹的手很软，很暖，

像冬天被窝里焐热的那块砖头。“妈，”她说，“妹妹抓我。”秦素芝低头看着两个女儿。

大的那个剪着短短的男娃头，眉眼已经有了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静；小的那个闭着眼睛，

攥着姐姐的手指，嘴角似乎弯了一弯。她没有说话。只是把煤油灯芯挑亮了一点。

窗外依然是冬天。可她忽然觉得，这个屋子没有那么冷了。2004年春天，

秦素芝带着两个女儿，住进了娘家。姥姥家在城郊，三间瓦房，带一个小院。

院子角落有棵石榴树，那年还没开花，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姥姥姓陈，叫陈桂芬。

那年六十二，头发花白，背有些驼。她年轻时守寡，一个人拉扯大了一儿一女，

把儿子宠得像眼珠子，女儿却从小就学会看人脸色。秦素芝站在娘家门廊下，怀里抱着襁褓，

手边牵着幼女。“妈。”她说，声音低得像怕惊醒什么。陈桂芬没看她。

老太太侧身让出一条缝，嘴里嘀咕：“屋挤，住不长。”秦素芝没答话。她把网兜放低些，

闪身进了门。舅妈叫金秀珍，那天正坐在堂屋里剥蒜。她抬起眼皮，从秦素芝头顶扫到脚底，

又从脚底扫回头顶，像在估一件卖不出价的旧家具。“哟，姐姐回来了。”她的声音尖细，

像指甲划过黑板，“这是享福去了回来看看，还是在外头混不下去了？”秦素芝没接茬。

她把林以沫往前推了推：“叫舅妈。”林以沫抿着嘴。四岁的她站在门槛边，短头发，

旧棉袄，露在外面的手背有几道冻裂的血口子。她盯着金秀珍那双眯成缝的眼睛，没有开口。

金秀珍“啧”了一声：“哑巴？”“这孩子认生。”秦素芝说。她把林以沫往身后拉了拉，

自己侧身走进堂屋。金秀珍没再说话，只是把手里的蒜瓣重重扔回筐里，发出沉闷的一声。

晚饭是姥姥做的。一盆白菜炖粉条，半碗红烧肉，几块玉米面饽饽。肉放在桌子东头，

正对着舅舅的两个儿子——秦大宝九岁，秦二宝七岁。都是圆脸厚嘴唇，

眼神里带着被宠坏的涣散。林以沫坐在母亲身边，面前只有白菜和粉条。她看着那碗肉。

琥珀色的，颤巍巍的，油汪汪的，肉皮上还带着烤过的焦痕。她已经很久很久没吃过肉了，

久到都快忘了那是什么味道。秦大宝伸出筷子，一下夹走三块，塞进嘴里嚼得满嘴流油。

秦二宝急了，站起来把碗拖到自己跟前，用手扒拉了两块最大的，护在饭碗里。

金秀珍笑眯眯地给两个儿子擦嘴：“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没人跟你们抢。

林以沫低下头，筷子尖戳着碗里的白菜。她没有哭，没有闹，甚至没有再看那碗肉一眼。

从那天起，到很多很多年以后，她都没有主动夹过一筷子肉菜。秦素芝以为她不爱吃，

后来渐渐忘了这事，只在偶尔做红烧肉时把瘦肉最多的那块夹给女儿。林以沫会吃下去。

可她永远不会主动去夹。有些习惯是在心里扎了根的。不是不爱，是不敢爱。不是不想要，

是太早学会了“要不到”。四岁的她不知道这叫什么。二十五岁的她知道了。这叫活该。

舅舅叫秦建设，那年三十五。浓眉浓发，一张娃娃脸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很多。

他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起来就往外跑，说是找朋友谈生意，其实是在街边棋摊蹲一天。

金秀珍在娘家帮衬下开了个小烟酒店，就在巷口，卖些烟酒糖茶、油盐酱醋。

店面只有巴掌大，可好歹是个进项。秦素芝想帮忙看店。金秀珍眼皮一翻：“不用。

店里账目多，外人弄不清。”外人。秦素芝没再提。她每天清早出门，

去菜市场捡菜贩子不要的老帮子、烂叶子，回家淘洗干净，煮一锅没油没盐的菜糊糊。

晚上安顿好两个孩子，再摸黑给人糊纸盒——糊一个一分钱，糊到后半夜能挣两三毛。

这些林以沫都看在眼里。她看着母亲的手一天天皲裂，虎口裂开血口子，用胶布缠了又裂，

裂了又缠；看着母亲把仅有的一碗稠粥喂给妹妹，

自己喝锅底那点清汤；看着母亲半夜坐在床沿，对着窗户缝里透进来的一点月光，

一坐就是很久很久。她没有说话。只是从那天起，

再也没有跟姥姥要过一颗糖、一块饽饽、一截扎头发的红头绳。秦晚栀三个多月时，出了事。

那天午后，秦素芝去菜市场捡菜叶，林以沫在里屋帮母亲糊纸盒。她听见外屋有动静。

是秦大宝和秦二宝的声音。“这是什么？”“小孩。”“我看看……这么小，跟猫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