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的时候，雪化了，但刘家沟的寒冷没有化。
刘万平站在自家土屋前，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这个家。
一间半土屋，墙是黄泥夯的，裂了几道缝，最宽的地方能伸进手指。屋顶的茅草被雪压塌了一角，父亲用竹竿撑着，像一个人拄着拐杖。下雨的时候，屋里要摆三个破瓦盆接漏，滴滴答答的声音能响一夜。
屋里几乎空荡荡。
一张木板床，父亲睡。床腿断了一根，用石头垫着。
一个土灶，灶膛里的灰已经冷了三天——没东西可烧。
半缸红薯干，是母亲用命换来的，掺着野菜能吃一个月。刘万平每天数一遍，一百二十七块，每块两根手指宽。他计划着，一天四块，全家还能吃三十一天。
还有债务。
生产队的账本上，刘家欠十八块五毛钱。这是母亲生病时借的药费，还有去年欠的粮款。
邻居李婶那里，欠三斤玉米。李婶男人死得早，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也不宽裕，但母亲死的那天，她端来半碗玉米糊，说：“给孩子吃。”
刘万平记得那碗玉米糊的温度。
父亲刘老栓坐在门槛上编草鞋。
他的腰弯得像一张弓，那是1958年修水库落下的伤。那年全县大会战，红旗插满山头，口号震天响。父亲和千人一起抬石头，走独木桥，桥断了，三百斤的石头砸在腰上。
没赔偿，没抚恤，只给记了十个工分。
现在，他编一双草鞋要两天。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掌心厚茧裂开，渗着血丝。草鞋编好了，拿到公社集市上，能换半斤玉米，或者两毛钱。
“爹。”刘万平蹲在旁边。
“嗯。”父亲没抬头，手指翻飞，稻草在指尖穿梭。
“我能干啥？”
父亲停下手，看他一眼。八岁的孩子，瘦得像根柴，但眼睛亮。
“你还小。”
“我不小了。”刘万平说，“娘说，我是老大。”
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明天，跟我去捡粪。”
“捡粪？”
“嗯。牛粪、猪粪，捡了交生产队，算工分。”父亲顿了顿，“一斤粪，半分钱。”
刘万平点头。
第二天天没亮，刘万平就起来了。
姐姐刘秀英已经在了。她十三岁，但看起来像十岁，瘦小，但手脚麻利。她在编竹筐——这是她跟村里老篾匠学的，编一个筐能卖三毛钱，但要两天。
“姐。”刘万平小声叫。
刘秀英抬头，眼睛红肿——她昨晚偷偷哭了。
“万平，过来。”
刘万平走过去。姐姐从怀里掏出半块饼，玉米面掺野菜的，硬得像石头。
“吃。”
“姐，你吃。”
“我吃了。”姐姐撒谎，她的嘴唇干裂，“你快吃，吃了有力气干活。”
刘万平接过饼，掰成两半，一半塞回姐姐手里。
“一人一半。”
姐姐看着他，眼泪又下来了，但没流出来，她仰头，憋回去了。
“万平，你要记住。”姐姐的声音很轻，但很重，“娘是怎么死的。”
“我记住。”
“不是饿死的。”姐姐说，“是穷死的。”
刘万平不懂。饿死和穷死，有什么区别？
但他点头。
“所以，我们要活。”姐姐说，“不仅要活，还要活出个人样。”
“咋活？”
姐姐指着地上的竹筐：“就这样，一点一点，编出来。”
刘万平看着那个半成品的竹筐，竹篾交错，密密麻麻。姐姐的手指上，满是伤口，新的旧的，有的结了痂，有的还在渗血。
他忽然明白了。
活，就是忍受疼痛，把破碎的东西，一点一点编织起来。
像编草鞋的父亲。
像编竹筐的姐姐。
像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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