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秋天，姐姐刘秀英十九岁了。
这个年纪的姑娘，在刘家沟大多已经嫁人，有的甚至抱上了孩子。但刘秀英依然守着这个破败的家，白天挣工分，晚上编竹筐，手指上的茧厚得能磨破麻绳。
变化是从一张招工表开始的。
那天，公社来了人，说是县纺织厂要招工，每个大队有两个名额。条件是：贫农出身，初中文化，身体健康，未婚女性。
大队部里挤满了人。
刘秀英也去了，挤在人群后面。她看见那张招工表——雪白的纸，蓝色的表格，上面印着“革命需要，光荣上岗”的红字。
“秀英姐，你去试试呗。”同村的桂花拉着她，“你识字，又勤快，肯定能选上。”
刘秀英摇头：“我不行。家里……”
“家里咋了？”桂花说，“你爹还能动，万平也大了。你总不能一辈子守在家里吧？”
刘秀英没说话，眼睛却一直盯着那张招工表。
晚上，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刘老栓坐在门槛上，手里的草鞋编了一半。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投出深深的阴影。
“秀英，”他终于开口，“你想去吗？”
刘秀英咬着嘴唇，没点头，也没摇头。
“想去，就去试试。”刘老栓说，“家里……家里有我。”
“可爹你的腰……”
“腰断了，手没断。”刘老栓举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编草鞋，还能编几年。”
刘秀英的眼泪掉下来。
“爹，我要是走了，万平和万安……”
“他们有我。”刘老栓说，“你是姑娘家，不能一辈子耗在这个穷窝里。出去，见见世面，说不定……能有个出路。”
刘秀英哭出了声。
这么多年，她第一次哭得这么大声。不是委屈，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像困在笼子里的鸟，突然看见了天空，却不敢飞。
招工考试在公社小学举行。
刘秀英借了桂花的一件干净衣裳——蓝色的确良衬衫，虽然洗得发白，但很平整。她把两条辫子梳得整整齐齐，用红头绳扎好。
出门前，刘万平叫住她。
“姐。”
刘秀英回头。
刘万平从怀里掏出那半截铅笔，递给她：“姐，这个给你。”
“给我干啥？你还要用。”
“我用不着了。”刘万平说，“姐，你带着。考试的时候，用得着。”
刘秀英接过铅笔，握在手心。铅笔头已经被弟弟磨得圆润，带着体温。
“万平，”她说，“姐要是考上了……”
“姐一定能考上。”刘万平打断她，“姐最聪明，最勤快。”
刘秀英笑了，摸摸他的头：“在家照顾好爹和万安。”
“嗯。”
刘秀英走了。
刘万平站在门口，看着姐姐的背影越来越小。秋天的阳光很暖，照在土路上，照在姐姐蓝色的背影上，像一幅画。
他突然想起五年前，母亲去世的那个冬天。
也是这样的背影，也是这样的远行。
只是那次，母亲没回来。
这次，姐姐会回来吗？
考试很简单。
语文：写一篇《我的家庭》，不少于三百字。
算术：十道应用题，都是生产队里常见的计算——分粮、算工分、量土地。
刘秀英坐在教室里，握着那半截铅笔，手心出汗。
她先写作文。
“我的家庭有四口人：父亲、我、两个弟弟。父亲腰不好，但很勤劳，每天编草鞋……”
她写得很慢，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像她编的竹筐，经纬分明。
写到母亲时，她停顿了一下。
笔尖在纸上洇开一个小墨点。
她继续写：“母亲在我十三岁时去世了。她是个勤劳善良的人，为了给我们找吃的，累倒了……”
眼泪滴在纸上，字迹模糊。
她擦掉眼泪，继续写。
算术题她做得很快。那些算工分、分粮的题目，她太熟悉了。家里每一笔账，她都算过无数遍。
最后一道题：生产队有土地一百亩，每亩产玉米三百斤，应交公粮百分之十五，问剩余多少斤？
她列式：100×300=30000斤。
30000×15%=4500斤。
30000-4500=25500斤。
答：剩余25500斤。
她检查了一遍，确认没错。
交卷时，监考的老师看了她一眼：“你是刘家沟的？”
“嗯。”
“写得不错。”老师说，“尤其是作文，很真实。”
刘秀英低下头：“谢谢老师。”
走出教室时，阳光刺眼。
她站在操场上，看着远处的山。山还是那些山，但今天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了。
也许，是因为她心里有了期待。
半个月后，录取通知来了。
大队部的喇叭里喊：“刘秀英，刘秀英，到大队部领通知！”
刘秀英正在地里除草，听见喊声，锄头掉在地上。
她跑到大队部时，已经围了一圈人。
大队书记把一张纸递给她：“秀英，恭喜啊，考上了！”
纸是红色的，上面印着金色的字：“录取通知书”。
下面盖着县纺织厂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印章。
刘秀英的手在抖。
她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字，她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好像又不认识了。
“秀英，啥时候走啊？”有人问。
“通知上说，十月十五号报到。”大队书记说，“还有十天。”
十天。
刘秀英把通知书叠好，揣进怀里，转身往家跑。
她跑得很快，风在耳边呼啸。路边的野菊花开了，金黄的一片，在秋阳下灿烂耀眼。
她跑到家门口时，父亲正在编草鞋。
“爹！”她喊，声音带着哭腔。
刘老栓抬头，看见女儿手里的红纸，明白了。
“考上了？”
“嗯！”
刘老栓笑了，笑容里有很多东西——欣慰，不舍，还有一丝如释重负。
“好，好。”他连说两个好字，“收拾收拾，准备走吧。”
接下来的十天，刘家像过年一样。
姐姐把家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补了屋顶的漏，糊了墙上的裂缝，把所有的破衣服都缝补好。她给父亲做了两双新布鞋，给刘万平做了一件棉袄，给弟弟刘万安织了一顶毛线帽。
“姐，你不用忙这些。”刘万平说，“我能做。”
“你做不好。”姐姐一边缝棉袄，一边说，“针脚要密，不然不暖和。”
刘万平看着姐姐的手。
那双手，曾经纤细柔软，现在粗糙皲裂，指关节粗大。但穿针引线时，依然灵巧。
“姐，”他忽然问，“纺织厂是干啥的？”
“织布。”姐姐说，“把棉花纺成线，再把线织成布。”
“那……累吗？”
“累。”姐姐说，“但比种地强。一个月有十八块钱工资，还有粮票、布票。”
十八块钱。
刘万平在心里算。父亲编草鞋，一年才二十块。姐姐一个月就能挣十八块。
“姐，你挣了钱，给自己买件新衣裳。”他说，“别总想着我们。”
姐姐笑了：“傻弟弟，姐挣钱，就是为了你们。”
她停下针线，看着刘万平。
“万平，姐走了，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她说，“爹腰不好，万安还小，你要照顾好他们。”
“我知道。”
“还有，”姐姐压低声音，“读书的事，别落下。陈老师给你的算盘，好好学。将来……将来一定要走出去。”
“走出去？”
“走出刘家沟，走出大山。”姐姐说，“去看更大的世界。”
刘万平点头。
他忽然想起陈老师走的那天，也是这样的秋天，也是这样的阳光。
走出去。
这个词，像一颗种子，埋进了他心里。
十月十五号，天还没亮，刘秀英就起来了。
她煮了一锅玉米糊，稠稠的，放了盐。这是她在家做的最后一顿饭。
一家人围坐在灶前，默默地吃。
谁也没说话，但谁都知道，这顿饭之后，家就不再是原来的家了。
吃完，刘秀英背起行李。
行李很简单：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半块肥皂。还有那半截铅笔，她用布包好，放在最里面。
父亲拿出五块钱，塞进她手里。
“爹，我不要……”
“拿着。”刘老栓说，“出门在外，身上得有点钱。”
刘秀英接过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刘万平把姐姐送到村口。
公社的拖拉机已经等在那里，突突突地响着，喷出黑烟。车上已经坐了几个姑娘，都是这次招工录取的。
“姐，到了写信。”刘万平说。
“嗯。”刘秀英点头，“你照顾好爹和万安。”
“我知道。”
姐姐上了车。
拖拉机发动了，突突突的声音震得地面发颤。
刘秀英从车窗探出头，挥手。
刘万平也挥手。
车开动了，扬起一路尘土。
刘万平追了几步，停下。
他看着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山坳里。
他站在原地，很久。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他想起姐姐的话：走出去。
姐姐走出去了。
他呢？
他转身，往回走。
路边的野菊花在风里摇曳，金黄的花瓣上，露珠闪闪发光。
他摘了一朵，握在手心。
花很轻，但很真实。
就像这个家，很穷，但很真实。
就像姐姐的远行，很苦，但充满希望。
他握紧那朵花，往家走。
脚步很稳，很坚定。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
他要像姐姐一样，把该担的担子，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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