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事无成的废物

一个外卖员的逆袭一、十八楼的那扇窗凌晨三点十七分，我把电动车停在城中村巷子口，

腿软得差点没撑住车身。今天跑了六十三单，手机里显示的总里程是一百八十九公里，

我算了算，相当于从广州骑到香港还要打个来回。

保温箱里还剩一份没送出去的麻辣烫——顾客电话打不通，单元门禁按烂了也没人应，

我在风里站了二十分钟，最后系统判定我违规，扣了二十块。二十块，

我今天晚饭的标准是十二块，一份猪脚饭加个卤蛋，刚好。巷子里的路灯坏了大半年没人修，

我摸着黑往出租屋走。地上有滩积水没看清，一脚踩进去，凉意从脚底蹿到天灵盖。

我低头看看，鞋底张嘴了，袜子全湿透。这双鞋是去年双十一买的，五十八块包邮，

穿了刚好一年零四个月，值了。出租屋在三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声控灯时好时坏，

我懒得跺脚，借着手机屏幕的光往上爬。屏幕还亮着，

显示明天的早高峰预约单——七点十五分，万象城写字楼，一杯冰美式送到十八楼。十八楼。

我每天要爬无数个十八楼，有时候抱着二十斤的桶装水，有时候提着容易洒的汤汤水水。

电梯这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个玄学——写字楼的电梯要刷卡，老小区的电梯要等半天，

赶上早晚高峰，爬楼梯比等电梯快。我推开门的时候，对门的房间门缝里还透着光。

隔壁住的是个姑娘，叫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在酒吧上班，每天凌晨三四点回来，

高跟鞋踩在走廊上哒哒哒的响。有时候我在楼道里碰到她，画着浓妆，眼神是飘的，

像一片纸。我俩从没说过话，但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现代都市的邻居关系，就是这样。

进屋我没开灯，怕浪费电。借着窗外漏进来的路灯光，摸到床边，把自己摔在床上。

床垫是房东配的，中间塌了个坑，躺着像睡在碗里。我也不嫌弃，这坑刚好符合人体工学，

比什么乳胶床垫都舒服。手机又震了一下。我举起来看，是老妈发来的微信。“军儿，

睡了吗？妈今天去镇上给你寄了腊肉，你收到记得放冰箱。”我盯着屏幕看了五秒钟，没回。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腊肉，冰箱，这些词离我有点远。我住的地方没有冰箱，

只有一个泡沫箱，冬天当冰箱用，夏天当摆设用。我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个问号。我盯着它看了三个月，每次躺下都能看见。

问号问我：你在这儿干啥呢？你还要在这儿躺多久？我也不知道。来深圳三年了。三年，

一千多天，我送了多少单外卖？我自己算过，大概六万单。六万单是什么概念？

如果每单平均爬五层楼，就是三十万层楼。三十万层楼叠起来，比珠穆朗玛峰高三十多倍。

我爬了三十多个珠穆朗玛峰，还是在同一个小破出租屋里躺着。窗外有车经过，

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又退下去。这个城市永远不会真正安静，即使凌晨三点，

也有人在赶路，在加班，在吵架，在做爱。只有我这样的人，像一颗螺丝钉，

拧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白天黑夜地转，转得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我闭上眼睛之前，

脑子里闪过一句话：明天十八楼那杯冰美式，千万别洒。

二、两块钱的尊严万象城写字楼是这片区最气派的地方。一楼大堂挑高十几米，

水晶灯亮得晃眼，前台坐着的姑娘妆容精致，看见我们这些穿外卖服的进来，

眼皮都不抬一下。我刷卡进电梯——这里的电梯需要登记，

外卖员得在前台压身份证换临时卡。十八楼，到了。出电梯右拐第三间，盛安资本。

透过玻璃门能看到里面灯火通明，这个点还在加班。我推门进去，前台没人，

我喊了一声“外卖”，没人应。又喊了一声，茶水间里探出个头。“这儿这儿。

”是个年轻女孩，扎着马尾，素颜，穿着宽松的卫衣，眼眶底下两团青黑。她接过外卖，

说了声谢谢，然后愣了一下。“哎，是你？”我也愣了一下。我不认识她。“上个月，

也是你送的，那天我低血糖，你给了我一块巧克力。”她笑了笑，“你忘了？”我想起来了。

上个月有一天中午，我送餐到这层，出来的时候看见有个姑娘蹲在走廊角落里，

脸色白得吓人。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低血糖，头晕。我身上没有糖，

但有一块没拆封的巧克力——是商家送错餐，我留着垫肚子的。我递给她，她吃了，缓过来，

连说了好几声谢谢。“那天真的谢谢你。”她说，“后来我去医院查了，有点贫血，

现在每天都有带糖。”我说没事，小事。她看看我手里的保温箱，

问：“你们一天跑多少单啊？”“不一定，七八十单吧。”“那能挣多少？”“一块五一单，

加上补贴，一个月万把块吧。”她点点头，眼神里有点我看不懂的东西。不是同情，

也不是佩服，就是……怎么说，像是看一个和自己生活在不同次元的人。“你吃早饭了吗？

”她突然问。我说吃了。其实没吃。早上六点半出门，哪来的时间吃早饭，也舍不得。

一份肠粉六块钱，够我跑四单了。她没信，转身进了茶水间，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三明治，

还有一盒牛奶。“拿着，公司发的，我吃不完。”我有点犹豫。她直接塞我手里：“别客气，

就当还你那块巧克力的。”我拿着三明治和牛奶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

我突然发现那个三明治的包装上印着Ole'的标志——那超市我去过，

一个三明治二十多块。二十多块，够我吃两顿猪脚饭了。下楼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她为什么要给我吃的？是真的吃不完，还是看出来我没吃早饭？如果是看出来了，

她怎么知道的？我记起她刚才看我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优越感，也没有怜悯，

就是……看见了。看见了我是个人，不是个送外卖的机器。那天中午我在万象城楼下等单，

坐在电动车上啃那个三明治。二十多块的三明治确实不一样，面包软，鸡肉嫩，还有牛油果。

我一边啃一边想，这个城市里，有人在十八楼的写字间里加班到凌晨，

有人在马路上从早骑到晚，有人能给陌生人一块巧克力，有人能还回来一个三明治。

这些都不算啥大事。但好像，又挺大的。

三、老周的电动车老周是我在这个城市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刚来深圳那会儿，

我在一个工地干了两个月。包工头跑路了，工资一分没拿到，我蹲在桥洞底下啃了三天馒头。

第四天，我碰见老周。老周那时候就在送外卖了。他看见我蹲在路边，电动车停下来，

问我找不找工作。我说找。他说跟我干吧，别的没有，饿不死。后来我才知道，

老周比我惨多了。他在工地干了五年，手指被钢筋砸断过，老板赔了八千块就把他打发了。

他老婆嫌他没出息，跟别人跑了，留个儿子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他每个月往家里打钱，

自己就住在跟我们这儿差不多的城中村里，唯一的奢侈是每个月买包好烟，坐在楼顶抽。

老周常说的一句话是：“咱这种人啊，命是贱的，但腿是自己的。腿还能蹬，就饿不死。

”他蹬了三年电动车，从福田蹬到罗湖，从罗湖蹬到南山。有时候接了个远单，

来回四十公里，回来的时候电瓶快没电了，他舍不得在充电桩充，推着车走两公里回住处。

老周的车和别人的不一样。他的保温箱上写着四个字，红漆写的，歪歪扭扭，

是老周自己描的——老周快跑。我说你这名字起得，跟出租车似的。他嘿嘿一笑，

说这叫品牌意识，顾客收餐看见这四个字，下次点单还找我。去年冬天，

老周送药的时候救了个老人。那天下暴雨，老周接了个单，是给独居老人送降压药。

他送到的时候，敲门没人应，打电话也没人接。他趴在门上听，听见里面有哼哼声，不对劲，

赶紧打了120。消防队破门进去，老人摔在卫生间里，再晚几个小时就没命了。

本来是个好事。结果老人的儿子来了之后，非说是老周撞倒的。老人那时候糊涂，说不清楚，

监控又坏了，老周百口莫辩。平台扣了他半个月工资，还给了个警告。

那段时间老周整个人都蔫了。我去找他喝酒，他不说话，就闷着头喝。喝到后半夜，

他突然抬头问我：“小陈，你说咱干这个，是不是真的一点尊严都没有？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后来那个老人清醒了，想起来是自己摔倒的，

让儿子来道歉。儿子倒是来了，态度敷衍得很，扔下两千块钱就要走。老周没收那钱，

就说了一句话：“我救你妈，不是为了钱。”这事过了之后，老周还是在送外卖。

车上的字还是“老周快跑”，没改。我问他为啥不改，他说改了干啥，我又没做亏心事。

今年三月，老周被评了个什么“城市英雄”。好像是那个老人的事儿被记者知道了，

写了一篇报道，平台一看，得，给个奖吧。颁奖那天，老周穿了件新买的衬衫，头发也理了，

站在台上有点手足无措。回来他请我喝酒，喝多了，跟我说：“小陈，你知道吗，

那天在台上，我想的不是什么英雄不英雄，我想的是，原来我这种人，也能被看见。

”四、城中村的雨季深圳的雨季来了。雨一下就是半个月，有时候是倾盆大雨，

有时候是毛毛雨，但就是不停。城中村的巷子本来就窄，排水又不畅，积水能没过脚踝。

我每天穿着雨衣跑来跑去，身上没一处干的——雨衣不透气，汗闷在里面，比淋雨还难受。

那天傍晚，雨大得跟倒水似的。系统还在派单，我不想接，但看看今天的完成量，

还差十几单才能拿到补贴。我咬了咬牙，点了接单。送的是一个老小区，没有电梯。六楼，

没有门牌号。我爬到五楼打电话，顾客说错了，是隔壁单元。我又下来，跑去隔壁单元，

再爬六楼。敲门，没人。打电话，关机。我在门口等了二十分钟。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

隔一会儿就灭，我得跺跺脚让它亮起来。脚底下的水印了一滩，是雨水从雨衣上滴下来的。

二十分钟后，门开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穿着睡衣，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完澡。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看看手机，说：“哦，我的外卖。”她把餐接过去，

突然问：“你等了多久？”我说没多久，刚到。她没信。她看了看我脚底下的那滩水，

又看了看我脸上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转身进去，拿了条毛巾出来。“擦擦吧。

”我接过来，擦了擦脸。毛巾是干的，有洗衣液的香味。她问：“你们下雨天也送啊？

”我说送，不送没工资。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以前也送过外卖。”我愣住了。

她看起来不像。白白净净的，手指甲涂着颜色，怎么看都是在写字楼里上班的。

“大三那年暑假，我干过两个月。”她说，“太累了，第一天就哭了。后来开学就不干了。

”她把毛巾接回去，说：“你等一下。”再出来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两瓶水，还有一盒饼干。

“拿着，路上喝。饼干是我买的，没拆封，你饿了可以吃。”我谢了她，下楼。

走到二楼的时候，我听见她在上面喊：“师傅，注意安全！”我没回头，只是抬了抬手。

那天晚上回去，我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我在这座城市送了三年外卖，

遇见过骂我的，投诉我的，挂电话的，也遇见过给水的，递毛巾的，说谢谢的。

这些善意都不大，但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盏小灯，不至于让我彻底看不见路。窗外还在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