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卖女人的十五年和一场流水线上的重逢

我叫沈雨灵。这个名字是我妈起的。她生我的时候难产，没挺过来。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供我念书。我们住在县城边上的筒子楼里，两间房，我爸睡外间，我睡里间，

中间挂块布帘子。2003年我高考。那年我十九岁，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

分数下来的那天，我爸坐在门口抽烟，抽了一下午。我在里屋躺着，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

形状像一张地图。“没事，”晚上我爸说，“不念就不念了，我托你叔给你找个活干。

”我叔是我爸的亲弟弟，在县城开三轮车拉货。他来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给我带花生糖，

说我长大了，长得像我妈。我没多想。八月二十号那天，我叔说帮我找着了活，

在邻县一个饭馆里当服务员，包吃住。我爸让我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跟我叔走。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趴在小窗户上看月亮。筒子楼外面是一条巷子，巷子里有盏路灯，

灯泡坏了很久也没人修。我想着以后就能自己挣钱了，等攒够了钱，给我爸买个新电视。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一个蛇皮袋子，里头装着两身换洗衣服和一本《新华字典》，

跟我叔上了三轮车。三轮车开了三个多小时，越开越偏。从柏油路开到砂石路，

从砂石路开到土路，最后开到连路都快没有了。我问我叔还有多远，他说快了快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车停在一个山坳里。四周全是土山，黄土，光秃秃的，

长着些稀稀拉拉的野草。山坳里散落着几户人家，土坯房子，远远看去和黄土一个颜色。

我叔把我带进一户人家。院子里站着个男的，黑，瘦，看不出多大年纪，眼睛浑浊，

看人的时候直愣愣的。“就是这，”我叔说，“以后你就跟这大哥过。”我没听懂。

“我在这干活？”我问，“饭馆呢？”我叔不看我。那个男的上来拽我的胳膊，拽得生疼。

我这才看见院子里还站着几个人，女的，老的，都站在那儿看，像看戏。我明白了。

我往外跑。我叔一把抱住我的腰，把我往屋里拖。我踢他，咬他，喊我爸，喊救命。

没有人动。那几个看戏的人还是站着看，脸上的表情像这山里的黄土，什么都没有。

那个男的从我叔手里接过我，把我拽进屋里，扔到炕上。屋门从外面关上的时候，

天黑下来了。三那孔窑洞在山坡上，往里走十几步，土墙上凿了个小窗户，

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窗户上糊着报纸，报纸黄了，裂了口子，能看见外头的一小块天。

我在那孔窑洞里待了七年。头两年我不认命。我闹，我哭，我求他们放我走。

那个男的——我叫他老周——打我。用鞋底打，用烧火棍打，用拴牛的绳子勒我的脖子。

他娘站在门口看，有时候还骂几句，嫌我“不老实”。后来我不闹了。不是不想闹，

是闹不动了。我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结成团，身上没一处好肉。那年冬天冷，窑洞里没火，

我把炕上的破棉被裹在身上，缩在角落里，看着那一小块窗户。窗户纸上有个破洞，

风从破洞里灌进来，呜呜响。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了，

不知道我爸知不知道我叔把我卖了。有时候我盯着那个破洞想，我爸要是知道，

会不会来找我？会不会骑着那辆破自行车，顺着土路一路找过来？后来我怀孕了。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老周和他娘看我的眼神变了些，不再动不动就打。

有时候还给我端碗稠的。我躺在床上，看着肚子一点点鼓起来，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

2005年春天，我生了一个男孩。接生的是村里一个老太太，用剪刀剪的脐带，

剪刀上还有锈。我躺在炕上，流了很多血，头晕得厉害。他们把洗干净的孩子抱给我看，

说是带把儿的。我看了他一眼。红红的，皱皱的，眼睛还没睁开。

老周他娘笑得露出豁牙：“像他爸！”不像他爸。像我。那天夜里，孩子躺在我旁边，

睡着了。窑洞里黑，只有窗户纸上那个破洞透进来一点月光。我看着那一小片月光，

看着看着，忽然流下泪来。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哭。四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日子好过了一点。

老周和他娘不再把我当牲口一样锁着。窑洞的门白天不锁了，我可以抱着孩子到院子里坐坐。

院子里有棵枣树，秋天的时候落一地枣，没人捡，烂在土里。孩子一天天长大。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滨。没有原因。就是脑子里忽然冒出这个字。滨，水边。

我没见过水，我们那里只有黄土山，只有干涸的河床，只有旱裂的土地。但我喜欢这个字，

念出来的时候，舌头轻轻抵住上颚，像有水声。小滨会走的时候，我带他到枣树下玩。

他捡地上的枣，捡起来就往嘴里塞，我一把夺下来，拿衣服擦干净再给他。他看着我笑，

露几颗小米牙。“妈。”他叫我。我愣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妈。我低下头，

把他抱起来，抱得紧紧的。他扭来扭去，说妈妈太紧了，不舒服。那时候我开始觉得，

我可能不会再逃了。这念头吓了我一跳。我抱着小滨坐在枣树下，看太阳从山背后落下去，

天一点点黑下来。我想起我爸，想起筒子楼里那盏不亮的路灯，

想起我藏在枕头底下的《新华字典》。那些东西像隔着一层厚玻璃，看得见，摸不着。我想，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五但命这种东西，有时候会自己转弯。小滨四岁那年，我开始变了。

说不清是怎么变的。就是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坐在炕沿上，

看着窗户纸上那个破洞透进来的光，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十九岁那年，在县城新华书店里，

站着看完了一本书。书名叫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是讲一个女的，被卖到山里，

后来逃了出去。那天早上，我就坐在炕沿上，想那本书想了很久。想那个女的是怎么逃的，

想她逃出去以后去了哪里，想她后来过得怎么样。然后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老周他娘在喂鸡，看见我出来，眼神里有点意外。平时我都是抱着小滨才出来，

那天小滨还在炕上睡着，我一个人出来了。我站在枣树下，看远处的山。山还是那些山，

黄土，光秃秃的。但那天我看着那些山，忽然觉得它们不那么高了。从那以后，我开始变了。

话越来越少，但脑子越来越清醒。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天发呆，我开始观察。

观察老周什么时候出门，观察他娘什么时候睡觉，观察村里人来往的规律。

我把这些记在心里，像记账一样，一笔一笔。我还开始练习走路。在窑洞里走，

从炕头走到门口，从门口走到炕头。数步子。炕头到门口是十三步，门口到炕头也是十三步。

我走来走去，走到腿酸，走到老周他娘问我是不是魔怔了。我说没有，活动活动筋骨。

她看了我两眼，没再问。小滨五岁那年，我开始教他认字。没有纸笔，就拿树枝在地上划。

先教他写自己的名字，周小滨。周字好写，方框里头一个土。小字也好写，一竖两点。

滨字难写，他写不好，急得哭。“不哭了，”我说，“慢慢学。”他抬起头看我，

眼睛红红的：“妈，你咋会认字？”我愣了一下。是啊，我咋会认字？我高中毕业，

没考上大学，但我念过书。那些字都在我脑子里，忘不掉。“妈以前念过书。”我说。

“念书是啥？”我想了想，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就是……”我拿树枝在地上又划了几个字，“就是学会这些。”他蹲在地上，

歪着脑袋看那几个字，看得很认真。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睫毛又长又密，像两把小扇子。

那天下午，我们娘儿俩蹲在枣树下，写了满满一地字。太阳落山的时候，

他指着地上的字念：“周小滨，沈……”“沈雨灵。”我说，“妈的名字。”他念了两遍，

抬起头问我：“妈，雨灵是啥意思？”“雨就是下雨的雨，”我说，“灵就是灵巧的灵。

”他点点头，好像听懂了。然后他用树枝在泥地上歪歪扭扭地写下“雨灵”两个字，写完了，

抬起头冲我笑。我看着他那个笑，心里忽然疼了一下。六小滨六岁那年，老周他娘死了。

死得突然。头天晚上还在喂鸡，第二天早上就没起来。老周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老娘埋了，

连棺材都没打。村里人来帮忙，挖土的时候有人念了几句，算是送行。那天夜里，

我躺在炕上睡不着。老周在旁边打鼾，小滨睡在我脚那头，蜷成小小一团。

我睁着眼睛看窗户纸上那个破洞，月光从破洞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小块白。

我想了很多事。想我十九岁那年，想那条越走越偏的土路，

想我叔把我推进这个院子的那只手。想老周他娘站在门口看我挨打的眼神，

想她后来给我端的那碗稠饭。想小滨第一次叫我妈的时候，想他蹲在枣树下写字的样子。

我想，如果我现在走，小滨怎么办？他才六岁。他还没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没学会数数。

他晚上睡觉要人搂着，不然就会醒。他怕黑，怕打雷，怕院子里的鸡。可是我又想，

如果我现在不走，我什么时候走？我已经二十六了。老周还壮实，还能再活几十年。

我要是再不走，我这辈子就真的埋在这个山坳里了，埋在这孔窑洞里，埋在这棵枣树底下。

我翻了个身，脸冲着墙。墙上有一道裂缝，从炕头一直裂到屋顶。

我不知道这道裂缝是什么时候有的，也许一直都有，只是我以前没注意。我伸出手，

用手指顺着裂缝摸过去，土簌簌地往下掉。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跑了。跑出土路，

跑到公路上，跑到县城。我跑进筒子楼，跑上三楼，推开那扇门。我爸坐在门口抽烟，

看见我，站起来，说：“回来了？”我说：“爸，我回来了。”然后我就醒了。

醒的时候脸上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天已经蒙蒙亮，窗户纸上那个破洞透进来灰白的光。

小滨不知道什么时候滚到我旁边来了，头枕着我的胳膊，睡得正香。我看着他的脸，

看了很久。然后我轻轻把胳膊抽出来，坐起身。七那年秋天，老周的弟弟家生了个闺女，

他弟媳坐月子，忙不过来，老周让他娘去帮忙。他娘死了之后，

老周就让他弟媳帮忙照看小滨。那是个精瘦的女人，三十来岁，能说会道。

她来院子里抱小滨的时候，小滨不愿意去，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妈，我不去。

”他把脸埋在我腿上，闷闷地说。我蹲下来，把他的脸捧起来。他看着我，眼睛红红的。

“去吧，”我说，“妈过两天去接你。”“真的？”“真的。”他看了我一会儿，松开手，

跟着他婶走了。走到院门口，他回过头来看我。太阳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眯起来，

冲我挥了挥手。我也冲他挥了挥手。那天天气很好。天蓝得不像话，没有一丝云。

枣树上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有几片落在地上，风一吹，沙沙响。我站在院子里，

看着小滨的背影消失在山路拐弯的地方。然后我转过身，回窑洞里，

把我那两身换洗衣服叠好，塞进蛇皮袋子。袋子还是当年那个袋子，蛇皮都磨白了，

但还能用。我把袋子藏在炕洞里，又出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老周去镇上卖羊了，

要晚上才回来。村里人这个点都在地里忙，没什么人。我走到枣树下，蹲下来看地上那些字。

小滨写的那些字还在。周小滨，沈雨灵，雨灵。雨水冲过，日头晒过，字迹已经模糊了，

但还能看出来。我伸出手，在地上那两个字上摸了摸。然后我站起来，进屋，

从炕洞里拿出蛇皮袋子，背在身上。我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孔窑洞，

看了一眼那棵枣树，看了一眼地上那些快要看不清的字。太阳正好，风和日丽。我转过身，

朝山外走去。八我走了三天。第一天走到镇上。我不敢坐车，怕被认出来，就沿着山路走，

走到天黑。夜里躲在路边的草垛里，听见野狗叫，一夜没敢合眼。

第二天搭了一辆拉煤的拖拉机。司机是个老头，看了我两眼，没多问。拖拉机颠了一路，

把我颠得骨头散架。但我顾不上疼，只是看着路两边的山一点点变矮，变少，最后变成平原。

第三天我到了县城。我已经不认得这个县城了。十五年前我在这里念书，

这里的每一条街我都走过。可现在，街上全是我不认识的楼，不认识的店，不认识的人。

我站在汽车站门口，不知道往哪儿走。后来我想起一个名字。我高中同学，坐我后桌，

叫李梅。她家住在县城东关，她爸开了一个小卖部。我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

也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县城。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找到东关，找到那家小卖部。

门脸比以前大了，货架上的东西也比以前多了。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的，烫着卷发，

正在嗑瓜子。我站在门口，看了她半天。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嗑瓜子。

然后她猛地又抬起头，盯着我，眼睛瞪得老大。“沈雨灵？”我点点头。

她手里的瓜子掉在地上。九李梅收留了我。她没问我这些年去哪儿了，

没问我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她只是把我领回家，烧了一锅热水，让我洗澡。我洗完出来，

她给我拿来一身干净衣服，又给我煮了一碗面。我吃面的时候，她坐在旁边看着我，

眼圈红了。“你这十几年，”她说，“去哪儿了？”我没说话，低着头吃面。面很香，

有鸡蛋，有葱花，我吃了两口，眼泪掉进碗里。她没再问。那天晚上，她让我睡她家。

我躺在她家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的，没有裂缝，没有水渍。我盯着那块白，

盯了很久，才睡着。第二天，李梅帮我联系上了一个在南方打工的同学。

那同学说她们厂里招人，让我过去。李梅帮我买了火车票，又塞给我三百块钱。“到了那边，

”她说，“好好活着。”我点点头。临上车的时候，她拉住我的手。“雨灵，”她说，

“那个人……你跑出来，孩子呢？”我愣了一下。这是几天来第一次有人问我孩子。

我看着站台上的人来人往，没有说话。李梅没再问。她松开手，冲我挥了挥：“走吧，

到了给信儿。”我上了车。火车开动的时候，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站台越来越远，

县城越来越远，平原越来越远。我看着窗外那些飞驰而过的田野、村庄、河流，

忽然想起小滨六岁那年，蹲在枣树下，用树枝在地上写字的样子。他写“雨灵”，

写完抬起头冲我笑。我把脸埋在胳膊里，哭了。十我到了南方。那座城市叫什么不重要。

总之是一座工业城市，到处是工厂，到处是流水线，到处是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年轻人。

我在电子厂落了脚，当流水线工人，插件、焊锡、装配，一天站十二个小时，

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宿舍里吵，永远有人说话，

永远有人嗑瓜子，永远有人在熄灯之后打电话。我睡在上铺，面冲墙，墙是白的，没有裂缝，

没有破洞。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就盯着那面白墙看。看久了，眼睛发花，好像能看到东西。

看到枣树，看到窑洞，看到窗户纸上那个破洞。看到小滨。他趴在炕沿上，脸冲着我，

说：“妈，你咋不睡？”我闭上眼睛。那一年的工资我全攒着，一分钱不乱花。

别人下了班去逛街、去唱歌、去谈恋爱，我不去。我窝在宿舍里看书，看从地摊上买的旧书，

什么书都看。有时候看到半夜，看到眼睛疼，就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看外面的楼。

这座城市的楼很高，夜里亮着灯，密密麻麻的。我看着那些灯，

心想这每一盏灯底下都住着人，都有各自的故事。我的故事也在这其中一盏灯底下，

只是没人知道。一年后我当上了组长。三年后我当上了线长。五年后我当上了车间主任。

我念的书不多，但我肯学。厂里但凡有培训，我都去。电脑不会用，就学。报表不会做，

就学。管理不会，就学。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在学，别人睡觉的时候我还在学。2008年，

我爸找到了我。他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李梅的电话，李梅又把电话给了我。

电话里他的声音苍老了很多，说话的时候直喘气。“雨灵，”他说，“回来吧。”我没说话。

“我对不住你，”他说，“我不该让你叔带你走。”我还是没说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叔死了。前年，喝酒喝的。”我挂了电话。

那天夜里我坐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坐了一夜。这座城市的夜里没有星星，

只有远处工厂的灯火，明明灭灭。我看着那些灯火，想了很多事。想我十九岁那年，

想我叔那张笑眯眯的脸，想他把我推进那个院子的时候，头也不回的样子。他死了。

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什么都没有。不恨，也不痛快。就是什么都没有。

像那个山坳里冬天的土，光秃秃的，长不出东西。后来我和我爸又通了两次电话。

他说他老了，腿脚不好，走不动路了。他说筒子楼要拆了，他得搬家。他说他想见我一面。

2010年秋天，我回了一趟老家。我爸住在县城边上的廉租房里，一间房，

比以前的筒子楼还小。他坐在床沿上，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看人的时候眼睛浑浊，

像蒙了一层雾。“回来了。”他说。“嗯。”他拍拍床沿，让我坐下。我坐下了，

他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半天。“像你妈。”他说。我没说话。那天下午他跟我说了很多话。

说他这些年怎么过的，说他怎么找我，说他怎么跟我叔翻了脸。说着说着他哭了，

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耸一耸的。“我对不住你，”他说，“我对不住你。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哭得通红的脸，心里还是什么都没有。不是不原谅，

是没有力气去原谅了。那些年的事，像一堵墙，横在我们中间。我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我，

但我们谁都翻不过去。我在老家待了三天，给他买了台新电视，交了半年的水电费。

临走那天他送我到楼下，站在门口，一直看着我走远。我没回头。十一2015年，

我当上了厂里的生产经理。那年我三十一岁。手底下管着两千多号人，管着三个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