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城外的夜色沉得像铁锅扣在头顶。，碎石飞溅，枕木断裂，铁轨扭曲成弓形。爆炸声响起时，附近的村民都惊醒了。有人披衣起身往窗边看，只听见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接着是军靴踩地的声音，整齐而急促。。他们穿着黄呢军服，戴着钢盔，挎着步枪，在军官指挥下封锁现场。一个日军少佐站在铁轨旁，用手电筒照着炸毁的路段，嘴里说着什么。翻译官立刻向周围百姓宣布：“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破坏日中友谊！这是挑衅行为！”，不敢靠近。他们听不懂日语，但从那些士兵的表情和动作里，明白这不是好事。几个胆大的青年想上前查看，被刺刀逼退。，奉天城内的北大营方向传来密集枪声。那是东北军驻地。日军以“自卫”为名，开始进攻。炮弹落在营房上，火光冲天。守军起初以为是演习，等到发现是真的打起来了，已经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白天还正常开门做生意的店铺，傍晚就陆续关门。街上行人稀少，偶有巡逻的日本兵走过，腰间皮带上挂着枪套，眼神警惕。。他在奉天第一中学读书，住校。爆炸发生后，他和几个同学跑到操场张望，看见北大营方向火光映红半边天。“出事了。”他说。
旁边的同学攥紧衣角，“是不是打仗了？”
没人回答。他们都只是学生，十七八岁到二十岁不等，读的是国文、算学、历史，没学过怎么应对战争。
第二天清晨，消息传遍全城：日本关东军攻占了北大营，正向市区推进。东北军大部分奉命撤退，没有大规模反击。
沈浩回到宿舍收拾东西。学校通知停课，学生自行离校。他背起布包，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物、一本《建国方略》、一支钢笔。走到校门口时，看见校长站在台阶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街上已经开始混乱。有家庭拉着板车往外逃，车上堆着行李和孩子。也有商铺老板用木板钉门，准备闭店。警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持枪的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在街口站岗。
沈浩沿着中华路往西走。这条路他走过无数次，从家到学校，来回三年。路边那家卖烧饼的老铺子今天没开炉，门缝里透出一点昏光，隐约能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
他走得慢，心里有种说不清的压抑。昨晚的爆炸、今天的占领，一切都太快了。他记得老师讲过甲午战争，讲过庚子事变，那时候觉得是书上的事，遥远得很。现在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国家被人打了，而且没能还手。
走到南市场附近时，他闻到了烟味。
前面一栋房子在烧。砖木结构的老屋，屋顶已经塌了一半，火焰从窗户往外窜。几个日本兵站在外面，端着枪，不准人靠近。有个老头跪在地上，双手拍地，嘴里喊着什么。一个士兵走过去，一脚把他踢翻。老头倒在地上，不动了。
沈浩停下脚步。
他认得那个老头。姓赵，做豆腐生意的，常来他们学校门口摆摊，五分钱一块热豆腐脑，撒上葱花和酱油。他记得有一次自已忘带钱，赵老头笑着说“明天再给”，结果第二天他多给了两分当谢礼。
火越烧越大。屋里的东西噼啪作响，家具、被褥、孩子的玩具，全都化成了灰。有个女人冲过来想往里闯，被另一个日本兵拦住，推搡中摔倒在地。她爬起来还要冲，枪托砸在她背上，她趴在地上咳血。
沈浩的手指掐进了掌心。
他想冲上去，脚却像钉在地上。他知道上去也没用，只会白白送死。可眼睁睁看着同胞被欺辱、房屋被焚毁，他喉咙发紧，胸口闷得喘不过气。
旁边的路人低头快走，没人敢停。有个穿长衫的男人拉了他一把：“别看了，走吧。”
他没动。
直到那女人被拖走，房子彻底烧垮，日本兵才离开。临走前，其中一个回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笑。
沈浩站在原地，直到烟散了一些。
他往前走了几步，蹲在赵老头身边。老人还有气，但眼睛闭着，呼吸微弱。他摸了摸身上，想找点水，最后掏出随身带的搪瓷杯，跑去隔壁井边打了半杯水，一点点喂进去。
赵老头睁开眼，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
“我家……没了……”
沈浩点头。
“我儿子……在城里做工……不知道回不回得来……”
沈浩还是点头。
老人又闭上眼，不再说话。
他坐在旁边，陪着，一直到巡警模样的人过来查看情况。那人穿着旧制服，帽子歪斜，脸上有伤，显然也被折腾过。他看了看火场，叹了口气，对沈浩说：“抬去医馆吧，兴许还能救。”
两人合力把老人抬起来。路上遇到一辆空人力车，车主是个中年人，见状主动停下来帮忙。三人把人放在车上，推着往城西的仁济医院去。
路上经过一处广场，原本是百姓集会的地方，现在竖起了日本旗。几个日本兵在台上用扩音喇叭讲话，内容听不太清，但语气强硬。底下站着几十个中国人，都是被叫来的，必须听完才能走。
沈浩不想听，但车子必须穿过广场。他们低着头推车，尽量不引人注意。
刚走到一半，一个日本兵突然指着他们喊了一句。
另一个兵跑过来，拦住去路。他打量了一下车上的人，又看向沈浩。
“你们干什么？”
翻译官跟着过来。
沈浩说：“送伤者去医院。”
翻译说了几句日语。日本兵摇头，指着地上，示意他们把人放下。
“他说不能走。”翻译低声说，“要登记。”
“登记什么？人都快不行了！”
翻译没说话，只是摇头。
沈浩盯着那个日本兵。对方也看着他，眼神冷漠，手按在枪套上。
他咬牙，放下车把手。
“好，登记。”
他们被带到台前，问姓名、住址、职业。沈浩说自已是学生。日本兵嗤了一声，对同伴说了句什么，两人都笑了。
登记完，允许通行。
他们继续推车，走得更快。
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伤势太重，失血过多，恐怕撑不过今晚。
沈浩站在床边，看着赵老头的脸。他已经说不出话，只是偶尔抽搐一下。
他走出病房，在走廊坐下。脑子里全是刚才的画面：火烧房子、老人跪地、女人咳血、日本兵的笑容。
他不是没见过穷苦，也不是没听过战乱。可这一次不一样。这不是天灾，是人祸；不是内乱，是外敌入侵。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说过的话：“咱们中国人，不怕吃苦，就怕没骨气。”
现在，别人打上门来了，烧你的房，伤你的人，你还躲着走开，算什么？
他站起来，走到医院门口。天快黑了，街上更冷清。远处仍有零星枪声，不知是谁在抵抗，或者只是日军在清剿。
他决定不做旁观者。
他要去找能抗日的人。
不管是什么组织，什么队伍，只要是在打日本人，他就愿意加入。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城北的青年会旧址。那里曾是学生聚会讨论国事的地方，如今门上了锁，墙上有弹痕。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去了图书馆。
图书馆还没被查封，但书架凌乱，很多关于政治、军事的书籍不见了。他翻找有关抗日的资料，找到一份去年的报纸合订本，上面登着一些义勇军在辽东活动的消息。
他抄下了几个地名。
下午，他换了身干净衣服，把学生装收进包袱，穿上一件普通布衣。镜子里的他看起来像个乡下青年，不再像念书人。
他知道，从今天起，不能再以学生的身份公开谈论抗日。那样活不过三天。
他需要掩护，需要方法，需要同伴。
第三天，他去了火车站附近。那里消息杂，三教九流都有，也可能打听到抗日组织的线索。
他坐在茶摊边上，要了碗粗茶，听着旁边人聊天。
有人说：“听说抚顺那边有队伍起来了，专打小股日军。”
另一个人说：“能打又能怎样？没有枪，没有补给，撑不了多久。”
又有人说：“关键是有人带头。没人组织，老百姓就是一盘散沙。”
沈浩默默记下。
傍晚时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坐到他旁边，低声问：“你也关心这些事？”
他抬头，看了对方一眼。
那人又说：“想找抗日的路子，可以试试去法库门，那边有人接头。”
说完便起身走了，没留名字。
沈浩没追，也没喊。他知道这种事不能急，更不能露形迹。
他回到暂住的客栈，写下一封信，准备托人寄回家。信很短：
“爹娘：
儿一切安好，勿念。国难当头，男儿当自强。我已决定投身救国之事，或远行，或隐匿，音信可能断绝。望二老保重身体，待驱逐外敌之日，再回家省亲。”
写完，他把信压在枕头下，打算明天找可靠的人寄出。
第四天清晨，他背上包袱准备出门。
刚走到客栈门口，两个穿便衣的人迎面走来。一人手里拿着一张纸，一边看一边四处张望。
沈浩低头想绕过去。
其中一人突然抓住他胳膊：“你叫沈浩？”
他心头一紧。
“我是。”
那人展开纸，对照了一下他的脸，对同伴说：“是他。”
沈浩这才看清，纸上印着他的照片，下面写着名字和“在逃通缉”字样。
“奉天特别警察署令，你涉嫌煽动反日言论，跟我们走一趟。”
他没挣扎。
他知道，从他昨天在茶摊打听消息开始，就可能被人盯上了。或许是那个戴眼镜的人告密，或许是他之前的行动留下了痕迹。
他被带上一辆黑色轿车。车窗蒙着布，看不见外面。
车子颠簸着行驶了很久。中途停过两次，每次都有人上来检查。
最后，车停了。他被带下车，走进一栋建筑。走廊阴暗，墙上刷着白灰，角落有血迹。
他被推进一间屋子。屋里有张桌子，两把椅子，一面镜子。
坐在桌后的日本军官四十岁左右，瘦脸，小胡子，戴金丝眼镜。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翻了几页，抬头看他。
“沈浩，奉天一中学生，成绩优良，无犯罪记录。”
他用中文说，口音生硬。
“可惜，走错了路。”
沈浩站着，没说话。
“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抓吗？”
“不知道。”
“你在公开场合发表反日言论，煽动民众情绪。你去过青年会，去过图书馆，去过火车站茶摊，打听抗日组织。”
沈浩依旧沉默。
“你以为你能躲过去？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整个奉天都在监视之下。”
他顿了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扔在桌上。
是他在赵家火灾现场蹲着喂水的照片。
“你同情暴徒家属，妨碍皇军行动。这已经是犯罪。”
沈浩看着照片。
他终于明白，从他选择站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进入了敌人的视线。
但他不后悔。
“我没有煽动任何人。”他说，“我看到百姓受难，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日本军官冷笑：“该做的事？你说什么是该做的事？”
“救人，是该做的事。”
“在皇军维持秩序的时候救人，就是破坏秩序。”
“那你们烧人家的房子，打无辜的人，算什么？”
话音刚落，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他头偏了一下，嘴角出血。
“你胆子不小。”军官盯着他，“你以为你是英雄？你只是蝼蚁。”
沈浩抹掉血，直视对方：“蝼蚁也能咬人。”
房间里静了几秒。
军官慢慢坐回椅子：“你会后悔的。”
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汉奸模样的人探头进来，对军官说了句日语。
军官点头，挥手让他进来。
那人三十多岁，圆脸，胖身子，穿着不合身的西装。他走近沈浩，笑着开口：
“沈少爷，好久不见啊。”
沈浩皱眉。
他认得这张脸。
王荣，原来住在城南，做过点小买卖，后来不知怎么跟日本人搭上了线。以前在街上碰见，还点头打招呼。没想到今天以这种方式重逢。
“你怎么在这儿？”
王荣笑得更深：“我现在是特别警察署的情报协理员，专门处理你们这类案子。”
沈浩明白了。
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同胞，而是帮凶。
“劝你一句，”王荣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以理解，但别把自已搭进去。只要你认错，写下悔过书，保证以后安分守已，我可以帮你减轻处罚。”
沈浩看着他：“你让我向谁认错？向烧房子的人认错？向打死赵老头的人认错？”
“你非要这么犟？”
“我不是犟，是知道什么是对的。”
王荣脸色变了。他对日本军官说：“这个人思想顽固，不好对付，建议严加审讯。”
军官点头，在文件上写了几个字。
两个宪兵进来，架起沈浩。
他被拖出房间，走过长长的走廊。途中经过一间刑讯室，门开着，能看见里面血迹斑斑的工具，还有一个人躺在地上呻吟。
他们把他推进另一间屋子。
门关上了。
屋子里没有灯，只有高处的小窗透进一点光。墙角有铁链，地上有污渍。
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他已经做好准备。
无论受什么罪，他不会低头。
外面传来锁门的声音。
他靠着墙坐下，闭上眼。
脑海里浮现出家乡的模样：秋天的田野，金黄的稻穗，父亲在田里弯腰收割，母亲在灶台前煮饭，炊烟袅袅升起。
那才是该有的日子。
而不是现在这样，人人自危，家破人亡。
他睁开眼。
黑暗中，他的眼神依旧坚定。
他知道，这条路很难，可能走不到尽头。
但他必须走。
因为如果不走，就永远没人能赶走侵略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屋外的脚步声时有时无。
他静静等着。
等着审讯开始，等着考验来临。
也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站在阳光下，告诉所有人——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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