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这个城市住了七年，没人知道她的名字

林栖搬到这个小区的那天，是三月十七号。她记得这个日子，因为那天是她二十五岁生日。

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人在零点给她发消息说生日快乐。她自己拖着两个行李箱，

从地铁站出来，走了二十分钟，才找到这个藏在城中村深处的小区。小区很旧，

外墙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单元门上贴满了小广告。开锁、通下水道、高价回收旧家电，

花花绿绿的，撕都撕不干净。她租的是七楼，顶楼，没电梯。房东带她上去的时候，

爬得气喘吁吁，一边爬一边说：“小姑娘怎么一个人租这么高的？没有电梯不方便啊。

”她说：“便宜。”房东笑了笑，没再说话。七楼到了，房东掏出钥匙，

打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屋子很小，目测不到四十平。一室一厅，客厅和卧室连在一起，

厨房是阳台改的，卫生间转身都费劲。但收拾得还算干净，墙面新刷过，地板也擦得发亮。

“上一户刚搬走，我专门找人打扫过。”房东说，“你看看，满意的话今天就签合同。

”她走进屋里，站在窗户前往外看。楼下是一片低矮的城中村，密密麻麻的握手楼挤在一起，

楼顶晒着五颜六色的被单和衣服。再远一点，能看到这个城市最繁华的那条街，高楼大厦，

霓虹闪烁。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说：“租。”房东拿出合同，她签了字，

付了三个月房租加一个月押金，一共八千四。房东走后，她打开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

东西不多，衣服、书、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物件。她把衣服挂进衣柜，

把书码在床头，把电脑放在那张小小的书桌上。收拾完了，她在床上坐了一会儿，

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窗外传来楼下菜市场的喧嚣声，有人在讨价还价，有人在骂孩子，

有电动车在按喇叭。很吵，但奇怪地让人觉得安心。她站起来，

去阳台看了看那个所谓的厨房。一个单灶的煤气灶，一个水槽，上面搭着一块木板当操作台。

灶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关煤气。大概是上一户留下的。

她看着那张纸条，忽然笑了。她找了支笔，在下面添了一行字：记得吃饭。

然后她去楼下菜市场买了一包挂面、几个鸡蛋、一把青菜。回来煮了一碗面，

卧了一个荷包蛋，坐在那张折叠小桌边，慢慢吃完。吃完面，她看了看手机。八点二十三分。

没有新消息。她把碗洗了，洗了个澡，躺到床上。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

高架桥上的车流像一条流动的光带。她闭上眼睛，对自己说：林栖，二十五岁生日快乐。

然后她睡着了。林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公司在市中心，甲级写字楼，三十七层。

每天早上要挤一个小时地铁，换乘两次，才能从那个城中村深处的老旧小区，

抵达那个光鲜亮丽的办公室。她的工位在靠窗的位置，

转头就能看到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天际线。但她很少转头。她只是低着头，对着电脑屏幕，

写那些永远写不完的文案。“林栖，这个方案客户不满意，你再改一下。”“林栖，

这个标题不够吸引人，你换个思路。”“林栖，今晚可能要加班，甲方那边催得急。

”她总是说：“好。”然后继续改，继续写，继续加班。有时候加完班，已经深夜十一点。

地铁还有最后一班，她赶着那个点冲进站台，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找个角落坐下，靠着窗户，

看着外面漆黑一片的隧道发呆。回到家，十二点多了。她轻手轻脚上楼，怕吵到邻居。开门，

开灯，换鞋，洗澡，躺到床上。第二天早上七点，闹钟又响了。周而复始。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她会给自己煮一碗面，卧两个荷包蛋。

然后把大部分钱转给老家的那个账号，备注写：给妈的生活费。剩下的钱，交房租，

还信用卡，所剩无几。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没攒下一分钱。

但她觉得还好。至少能活下去。林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会站在窗户前抽一根烟。

她平时不抽烟，只有晚上，只有睡前，只有站在那扇窗前的时候。窗外能看到对面那栋楼。

那栋楼比她的矮两层，六楼，有一户人家，每天晚上这个时候都会亮着暖黄色的灯。

那户人家住着一家三口。一对年轻夫妻，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她每天都能看到同样的场景：妈妈在厨房做饭，爸爸在客厅陪小女孩玩，

小女孩咯咯笑的声音隔着窗户都能隐约听见。然后一家三口坐在那张小方桌边吃饭，

说说笑笑。吃完饭，爸爸洗碗，妈妈给小女孩洗澡，然后一家三口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有时候看到的是动画片，有时候是新闻联播，有时候是一部不知名的电视剧。看到九点多，

妈妈会抱着小女孩进卧室，爸爸关掉电视，关掉客厅的灯，暖黄色的光变成卧室的暖黄色。

然后，那扇窗户的灯，也灭了。林栖每天看着这一幕，一根烟抽完，就转身回去睡觉。

有一天，那户人家窗户上的窗帘，从普通的布帘，换成了带卡通图案的。她猜，

是小女孩选的。有一天，那户人家的爸爸，好像瘦了一点。她猜，是最近在减肥。有一天，

那户人家的小女孩，忽然在窗户边对着她挥手。她愣了一下，下意识也挥了挥手。

小女孩笑得更开心了，然后被妈妈抱走。林栖站在窗前，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

至少有人看见她了。林栖在公司有个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叫周敏。周敏比她大三岁，已婚，

有个两岁的儿子，天天在朋友圈晒娃。她对林栖挺好的，有时候加班晚了，

会给她带一份夜宵，说“别老吃泡面”。有一次，周敏问她：“林栖，你怎么不找个对象？

”她笑了笑，说：“没遇到合适的。”周敏说：“你都二十五了，该考虑了。

我介绍几个给你？”她说：“不用了，随缘吧。”周敏叹了口气，没再坚持。

其实不是不想找。是不知道怎么找。每天两点一线，公司和家，家和公司，周末难得休息，

只想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社交软件也下过，聊过几个人，见了几个面，最后都不了了之。

有一个聊得还不错的，见了三次面，第四次的时候，对方问她：你住哪儿？

她说：城中村那边。对方的表情微妙地变了一下，后来就没再联系了。她知道为什么。

城中村，意味着没钱。没钱，意味着没未来。没未来，还谈什么恋爱。她也没觉得难过。

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当年高考多考二十分，如果大学选了那个更好的专业，

如果刚毕业那会儿没选错方向，现在会不会不一样。但也就是想想。想完了，继续上班，

继续写文案，继续加班。日子总得过。林栖在小区里住了两年，几乎不认识任何邻居。

七楼一共四户。对门住着一对老夫妻，六十多岁，男的姓王，女的姓李，

每天早上五点准时出门遛弯，晚上八点准时关灯睡觉。她见过他们几次，点头打个招呼，

从来没说过话。隔壁住着一个年轻男人，戴眼镜，看起来很斯文，早出晚归，

不知道做什么工作。有时候深夜会听到他房间传来键盘敲击声，噼里啪啦的，

一直到凌晨才停。另一户常年没人，门上贴着催缴物业费的纸条，贴了撕，撕了又贴。

她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她。偶尔在楼道里遇见，最多点点头，然后各自低头走开。

有一天晚上，她加班回来，已经快十二点了。走到七楼的时候，

发现对门王大爷家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过去敲了敲门。没人应。她又敲了敲。门开了，是王大爷。他眼睛红红的，

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泪痕。“王大爷，怎么了？”她问。王大爷张了张嘴，没说话，

只是往屋里指了指。她探头看去，客厅里，李大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她吓了一跳，

赶紧冲进去。李大妈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像是晕过去了。“打120！快打120！

”她喊。王大爷像才反应过来，颤颤巍巍掏出手机，手抖得按不了键。她抢过手机，

拨了120，说了地址，又跑下楼去接救护车。等救护车来的时候，王大爷一直在哭，

说：“她心脏病，老毛病了，今天忘了吃药……”她扶着他，说：“没事的，没事的，

医生马上就来了。”救护车来了，医生护士把人抬上车，王大爷跟着去了医院。

她站在楼道里，看着救护车的灯光消失在夜色中，忽然觉得手有点抖。那天晚上，她没睡着。

站在窗前抽了好几根烟，一直抽到凌晨三点。对面那户人家的灯早就灭了。那一家三口，

应该睡得很香吧。她不知道王大爷和李大妈怎么样了。第二天她请了假，去了趟医院。

李大妈还在ICU，没醒。王大爷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夜没睡，憔悴得像老了十岁。

她给他买了份早饭，他摆摆手，说吃不下。她坐在他旁边，陪他坐了一上午。中午的时候，

ICU的门开了，医生说病人脱离危险了，转到普通病房。王大爷扑通一下跪下来，

给医生磕头。她站在旁边，看着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忽然眼眶有点热。那天之后，

王大爷和李大妈把她当成了自己人。逢年过节，会叫她过去吃饭。包的饺子，炖的肉，

做的红烧鱼，都会给她留一份。她说不用，王大爷说：“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就当自己家。

”她就不推了。有时候下班早，会去陪他们说说话。听王大爷讲年轻时候的事，

听李大妈讲她儿子小时候的事。他们的儿子在深圳工作，一年回来一次，

平时就老两口互相照应。“小林啊，”李大妈拉着她的手说，“以后有啥事就说话，

别一个人扛着。”她点点头。“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李大妈又说，

“吃饭要按时，别总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她又点点头。那天晚上回家，

她站在窗前抽了根烟。对面那户人家的灯还亮着，小女孩正在客厅里跑来跑去，

妈妈在后面追着喂饭。她看着看着，忽然笑了。好像也没那么孤独。

林栖在这个城市住的第七年，出了一件事。那天是周五，她下班回来，天已经黑了。

走到小区门口，发现围了一堆人，还有警车停在楼下。她挤过去，问旁边的大妈：“怎么了？

”大妈说：“七楼出事了，有人跳楼了。”她脑子里嗡的一声。七楼。她住七楼。

她拼命往楼上跑，跑到七楼，发现自己的门开着，里面站满了警察。“你是谁？

”一个警察拦住她。“我……我住这儿。”警察看了她一眼，让开一条路。她走进去，

愣住了。阳台上，一个人影，挂在晾衣架上。那个人穿着灰色的睡衣，头发散落，脸朝下，

看不清是谁。但她认出了那件睡衣。是隔壁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每天早出晚归，

敲键盘敲到深夜。她偶尔在楼道里遇见，点头打个招呼，从来没说过话。他死了。

法医说是自杀，用晾衣绳上吊的。林栖站在阳台上，看着那个挂在晾衣架上的人，腿发软，

浑身发抖。警察问她话，她听不清，只会点头。后来尸体被抬走了，警察也走了，

楼道里恢复安静。她关上门，靠着门坐在地上，坐了一夜。那一夜她没敢去阳台，

也没敢开灯，就那么坐着，一直坐到天亮。天亮后，她给公司请了假，

给王大爷和李大妈发了条消息，说有点事，这几天不在家。然后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发呆。隔壁那个人，她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为什么死。

但她知道那种孤独。那种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没有人可以说话的孤独。

那种每天挤地铁上班下班，回到空荡荡的屋子里，对着手机发呆的孤独。

那种想找个人说说话，翻遍通讯录却不知道打给谁的孤独。她懂。她太懂了。

那个年轻人死后，七楼又搬来一个新邻居。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刚毕业，

在附近一家公司做行政。搬来那天，她妈妈跟着一起来的，帮她收拾屋子，铺床单，挂窗帘，

念叨着“水电煤气要记得关”“晚上睡觉锁好门”“有事给妈打电话”。女孩听着，

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林栖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七年前，

自己搬来的那天。没有人送她。没有人在她耳边念叨那些话。她一个人，拖着两个行李箱，

爬上七楼。林栖走过去，跟那个女孩打了个招呼。“你好，我住隔壁，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敲门。”女孩看了她一眼，点点头，说“好”。

她妈妈在旁边说：“哎呀谢谢你啊，我们家小月刚毕业，一个人在外面，你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