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的除夕夜我回来复仇，杀了村霸一家

腊月二十八那天，供销社里挤满了人。我挤在柜台前，举着那张捏出汗来的两块钱，

喊了三遍“给我来两挂五百响的”，售货员才接过去，从柜台底下抽出两挂红彤彤的鞭炮，

往我手里一拍。“拿好了，别挤掉了。”我把鞭炮揣进怀里，又从人群里挤出来，

站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把怀里的红头绳又摸出来看了一眼。红的。正红。

供销社只剩这个颜色了。我妹妹小燕今年十三，扎两条辫子，一直想要几根新头绳。

她看村东头赵家的小女儿扎过，粉的黄的绿的，扎在辫梢上，跑起来一甩一甩的。

她没说要那样的，就说“哥，你给我买几根头绳呗，随便啥色都行”。我懂。随便啥色都行，

就是啥色都行。红的就红的吧，喜庆。我把头绳揣好，拢了拢棉袄，往家走。天已经擦黑了，

雪粒子细细密密地落下来，打在脸上生疼。我把脑袋往棉袄领子里缩了缩，脚步加快。

村道两边的院子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有人在院子里放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响，

硝烟味飘过来，呛得人想咳嗽，但又觉得这味儿好闻，是过年的味儿。

路过村东头老槐树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那棵歪脖子树。这树我从小爬到大，

树杈子哪儿好蹬脚，哪儿能坐人，闭着眼都知道。夏天我们在树上掏鸟窝，秋天摘槐角，

冬天就往树底下堆雪人。过了老槐树，再走两百步，就是我们家的院子。我看见了院门，

看见了门框上贴的春联，看见了我爹的影子在院子里晃。他在劈柴。

我听见斧头落下去的声音，闷闷的，一声接一声。我加快了脚步。然后我看见了火光。

不是院子里的灯，是火光。红的，大的，在我家院子里烧起来。我愣了一愣。

然后我看见了我爹。他挂在老槐树上。不是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是我们家门口的槐树。

比他矮，比他细，但足够吊起一个人。我的腿迈不动了。我站在雪地里，隔着二十步远，

看着我爹。他穿着那件我娘秋天给他做的黑棉袄，脚上的解放鞋少了一只，光着一只脚，

脚底板对着我，冻得发白。血从脖子上滴下来。一滴，两滴，三滴。雪地上洇开一小片红，

新的雪落上去，盖不住。我往前走了一步。两步。三步。我走到门口。门开着。

门槛上趴着个人。花棉袄，黑裤子，头发散开来，遮住了脸。但我知道是谁。我娘。

她后背上有个脚印子，黄土坷垃踩的，踩得很深，像是踩完还用脚拧了一下。我跨过门槛。

院子里一地狼藉。我娘蒸的豆包，炖的肉，炸的丸子，全在地上，被人踩得稀烂。火盆翻了，

炭火早灭了，雪落进去，嗤嗤响。我娘喂了一年的猪，卖了二百块钱，

说好过了年给我和小燕一人做一身新衣裳。钱放在哪儿我不知道，

但我看见了那个装钱的铁盒子，被人用斧头劈开了，扔在墙角。灶房门口趴着个人。小燕。

她趴着，脸侧向一边，眼睛睁着，看着我。我蹲下去。她脸上有血，头发上有血，

脖子后头有血，血已经干了，结成黑红色的一层。她身上穿着那件旧棉袄，

棉袄的前襟被撕开了，扣子崩掉了几颗。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凉的。我低下头，

看见她手心里攥着一样东西。我掰开她的手，是一根红头绳。不是我从供销社买的这根，

是她原来那根旧的，褪了色的，断成两截的。我握着那根头绳，跪在她旁边，

不知道该干什么。雪落在我背上，一片一片的。“还有个漏网的小崽子。

”声音从院子里传来。我转过头。赵德柱站在我爹脑袋底下，嘴里叼着烟，

烟头的红光在黑夜里一明一灭。他穿着件皮夹克，脚上是黑皮鞋，皮鞋上沾着泥。

他身后站着七八个人，都拿着家伙，铁棍，砍刀，还有一个人端着把土枪。赵德柱不着急，

慢悠悠吸了口烟，朝我吐出来：“这小崽子跑得快，别让他溜了。”我起身就跑。

不是往前门跑，是往后院翻墙。我娘家人说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是跑得快，

上树爬墙像只野猫。这话我娘以前当笑话讲，这会儿成了真格的。我跑到后院墙根底下，

往上一蹿，手扒住墙头，翻身上去。枪响了。我不知道谁开的枪，只听见耳朵边上嗡的一声，

像有只大马蜂贴着飞过去。我翻过墙头，跳下去，落到隔壁院子里。隔壁是王婶家。

她家的狗拴在院子里，冲我狂叫。我没理它，翻过她家院墙，跳进巷子里，往村外跑。

我不敢停。耳朵里嗡响一路，响了一整夜。我跑出村子，跑过田野，跑过结了冰的河，

跑上公路。我不知道往哪儿跑，只知道跑。往有光的地方跑。往看不见那些人的地方跑。

天快亮的时候，我跑到了县城。县城的火车站里挤满了人，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

我从人缝里挤过去，挤到站台边上，看见一列拉煤的火车正往外冒白烟。我爬上火车皮，

把自己埋在煤堆里。火车开了两天一夜。我不知道它开往哪里，只知道越往南开，天越暖和。

到了第三天，我从煤堆里爬出来的时候，浑身是黑的，像个鬼。我在一个小站下了车。

站台上一个人都没有。站房外面是条土路，土路两边是田，田里种着庄稼，绿的。

我没见过冬天还绿的庄稼。我不知道这是哪儿，只知道离家很远了。我开始走。走了一整天，

走到一个镇子上。镇上有人在赶集，卖菜的，卖肉的，卖衣裳的。我饿了。

我从煤车上下来的时候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有怀里那两挂鞭炮，还有那根红头绳。

我蹲在墙角，看着人来人往，不知道该干什么。后来有个人走过来，蹲在我旁边，

问我：“小子，想挣钱不？”我抬起头，看着他的脸。四十来岁，黑，瘦，眼睛小，但亮。

他穿着件旧军装，脚上是解放鞋，和我爹穿的那种一样。“想。”我说。他点点头，

站起来：“跟我走。”我跟在他后头，走了两条街，走到一个院子门口。院子里有七八个人，

都在干活。有人在剁肉，有人在和面，有人在烧火。院墙根底下搭着个棚子，

棚子里摆着几张桌子，桌上放着碗筷。“这是包子铺，”那人说，“缺个打下手的，

管吃管住，一个月二十块。”我点点头。“干不干？”“干。”他就这么把我留下了。

包子铺的老板姓孙，东北人，逃荒过来的，在这边落了脚，开了这个铺子。他老婆早死了，

就一个闺女，比我小两岁，叫孙秀英。孙师傅不爱说话，但人好。他不问我从哪儿来，

不问我家里是干啥的，不问我为啥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他就让我干活。剁肉，和面，烧火，

洗碗，扫地，啥都干。晚上我睡在柴房里。柴房小，只能放下一张木板床，但暖和。

孙师傅给我抱来一床被子，旧的，但干净，有太阳晒过的味儿。我躺在木板床上，

看着屋顶的椽子，一夜一夜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些画面。我爹挂在树上。我娘趴在门槛上。

小燕躺在地上，眼睛睁着，看着我。还有那根红头绳，攥在她手心里。

我摸出怀里那根红头绳，新的，红的，还没用过。我把它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过年那天，孙师傅让秀英端了一碗饺子给我。白菜猪肉馅的，热腾腾的。我端着碗，

看着碗里的饺子，一个都吃不下。秀英站在门口，看着我，半天问了一句：“你是想家了吧？

”我没吭声。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我把碗放下，从怀里摸出那根红头绳，

看了很久很久。后来我把头绳收起来，端起碗，把饺子吃了。吃完饺子，我走到院子里，

把那两挂鞭炮拆开，一个一个点着扔出去，听个响。孙师傅站在屋门口，

看着我一挂鞭炮放了半个钟头，没说话。放完了，我把手揣进袖子里，站在院子里发呆。

远处有人在放烟花，砰，啪，五颜六色的，在夜空中炸开。我看着那些烟花，

心里想着一件事。十年。等我十年。在包子铺干了半年，孙师傅的包子铺关门了。

不是生意不好，是地段不好。镇子太小，人太少，包子卖不动。孙师傅把铺子盘出去，

带着秀英去了省城，说是去投奔亲戚。走之前他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我摇摇头。

他看了我半天，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塞给我：“拿着。别饿着。”我没要。

他硬塞到我手里，带着秀英走了。我站在包子铺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流里，

然后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我不知道去哪儿，只知道往前走。走了不知道多少天，

走到一个城市。很大，楼很高，人很多，车很多。我没见过这样的城市。我站在火车站门口，

看着那些高楼，看着那些霓虹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后来有人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

看见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三十来岁，剃着光头，脖子上有道疤。他上下打量我一眼，

问：“小子，找活儿干不？”我点点头。“跟我走。”我又跟上了。

这回他没把我带到包子铺，而是带到一栋楼里。楼外面看着普通，里头不一样。楼梯往下走，

走两层，推开一道铁门，里面是个大厅。大厅正中摆着一个铁笼子，四四方方的，有两人高，

笼子里面铺着垫子，垫子上有血。铁笼子周围是一圈一圈的座位，能坐几百号人。

“见过这个没？”光头问我。我摇摇头。“这叫黑拳。”他说，“两个人进笼子里打，

打到一方起不来为止。看的人押注，赢钱的拿走输钱的。打死人不管，打残了赔钱。

”我看着那个铁笼子，没吭声。“想挣钱不？”光头问，“打一场，赢了分你三成，

输了给棺材钱。”“打。”光头笑了：“行，有胆。今晚就有一场，你先看看，明天再定。

”那天晚上我坐在角落的凳子上，看了三场比赛。第一场，两个人进去，一个壮的，

一个瘦的。壮的把瘦的按在地上打了五分钟，瘦的满脸是血，爬都爬不起来。

裁判进去把瘦的拖出来，瘦的躺在地上，半天没动。第二场，两个人差不多壮。打了十分钟，

互相都打不动了，最后谁站得稳谁赢。赢的那个被人扶出去，腿都瘸了。第三场，一个壮的，

一个更壮的。更壮的那个只用了三分钟，把壮的那个打晕了。晕了以后他还不收手，

又踹了两脚，直到被人拉开。我看完了，站起来，走到光头跟前：“明天我打。

”光头又笑了：“小子，你几岁？”“十七。”“打过架没？”“打过。”“打死过人没？

”我没吭声。光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点东西。他说：“行，明天给你安排一场。

对手比你大两岁，打过五场，赢了四场。你要能撑过三分钟，就算你赢。

”那天晚上我睡在光头安排的屋子里。屋里住着七八个人，都是打拳的。没人说话，

各睡各的。我躺在地铺上，看着天花板，想着明天的事。我不怕。我怕什么？

我见过比铁笼子更可怕的东西。第二天晚上，我进了笼子。对手比我高半个头，比我壮一圈，

脸上有道疤，看着挺凶。他站在我对面，冲我笑，露出一口黄牙。“小崽子，”他说，

“待会儿别哭。”裁判敲了敲笼子，比赛开始。他冲过来，一拳打在我脸上。我眼前一黑，

往后趔趄了一步，站稳了。他又一拳过来，我躲开了。他第三拳过来，我没躲，迎上去，

一拳打在他下巴上。他愣了一下。我又一拳，打在他鼻子上。他鼻子流血了，往后退。

我追上去，一拳一拳往他身上招呼。他抱住我，想把我摔倒。我挣不开，就照着他后脑勺砸。

他吃痛，松开我，往后跳开。他脸上全是血，鼻子歪了，眼睛肿了一只。他看着我，

眼睛里有点怕了。我往前逼。他又冲过来，这回他不打，直接抱住我，把我往笼子上撞。

我后背撞在铁栏杆上，生疼。他把我按在笼子上，一拳一拳打我肚子。我忍着疼，

抓住他的脑袋，往下按。他挣了一下，没挣开。我用膝盖撞他的脸。一下，两下，三下。

他松开我，往后倒。我倒在地上。裁判进来，把我扶起来。我站不稳，靠着笼子喘气。

对手躺在地上，满脸是血，动也不动。光头在场边冲我竖大拇指。那天晚上我分到三百块钱。

三百块，我干一年包子铺也挣不到。我把钱收好，躺在铺上，摸了摸脸上的伤。眼睛肿了，

嘴角破了，肋骨疼，不知道断没断。但那三百块硌在我怀里，踏实。从那以后，我开始打拳。

三天一场，五天一场。赢的多，输的少。输了也有钱，赢了钱更多。我攒下一些钱，

也攒下一身的伤。断过三根肋骨，断过两次鼻梁，断过一次手。眉骨上留了一道疤，

嘴角留了一道疤，额头上留了一道疤。这些疤我不嫌难看，我照镜子的时候看着它们，

觉得挺好。每多一道疤，我就离那个除夕夜近一步。在拳场打了半年，光头有天把我叫过去。

“小子，”他说，“有人看上你了。”我看着他，没吭声。“南边有个人，专门收能打的。

他让我问你，想不想去。”“干什么的？”光头犹豫了一下：“说了你也不懂。

就是干的活比打拳危险，但钱多。你要去，他能带你走。”我问他：“能学到东西不？

”“能。能学到真东西。”“行，我去。”光头带我见了那个人。四十来岁，不高，不壮，

看着普普通通，但眼睛不一样。他看我一眼，我觉着像被刀刮了一下。他问我：“打过架？

”“打过。”“打死过人？”我没吭声。他又问：“想杀人？”我看着他，没吭声。

他笑了一下：“走吧。”我跟着那个人走了。他姓周，叫周云起，都叫他周老大。

他是干什么的我一直不知道，只知道他手下有一帮人，个个都能打，

而且个个手里都有真家伙。我们坐了几天的车，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山林，

最后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没有名字，只有几间木头房子，藏在深山老林里。

周老大指着那些木头房子说：“就这儿。你在这儿待一年，一年以后能活下来，就跟着我干。

”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什么都干。运货，看场子，收账，有时候也杀人。

”我点点头。他又看了我一眼，这回多看了两秒。他说：“你小子不一样。

你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心里有东西。什么仇吧？”我没吭声。他也没再问，

指了指最近的一间木头房子：“去那儿。有人教你。”教我的人叫老邱。五六十岁，瘦，黑，

手上全是老茧。他话不多，每天就带我进林子，教我怎么走路，怎么躲藏，怎么追踪，

怎么反追踪。“走路要轻，”他说，“脚落下去，别踩到枯枝，别踩到落叶。你踩到了，

人隔五十米就能听见。”“躲藏要看地形，”他说，“不是往树后头一蹲就行。

你得会利用光影，利用颜色，利用地形起伏。人眼睛最容易被这些东西骗。

”“追踪要看痕迹，”他说，“脚印，断枝，蹭掉的树皮，踩倒的草，吐在地上的唾沫，

什么都别放过。人能跑，痕迹跑不了。”“反追踪也一样，”他说，“你跑的时候，

要想着怎么把痕迹抹掉，怎么把人往错的方向引。有时候你跑得再快都没用，痕迹在那儿，

人家就追得上。”我学了一个月，又学了一个月，再学了一个月。三个月后，

老邱把我带进林子深处，让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追。我走了半天，以为甩掉他了，一回头，

他就站在我身后五步远的地方，看着我。我又走了半天，这回仔细，

每一步都挑最难留痕迹的地方走。走累了，找个地方躲起来。刚蹲下，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

老邱站在我身后，脸上没表情。“还差得远。”他说。又学了三个月。这回我进林子，

走了一天一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第二天夜里，我从一棵树后头钻出来，

看见老邱坐在火堆边上，正烤着一只野兔。“还行，”他说，“差一点就把我甩掉了。

”我坐在他对面，接过他递来的兔腿，啃了一口。他看着我，

忽然问了一句：“你心里那个仇，大不大？”我点点头。他没再问，把剩下的兔肉递给我。

在老邱这儿学了一年，周老大来了。他站在木屋门口，看着我和老邱对练。老邱拿着根木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