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计费单

楔子：三声叩问凌晨五点零三分，潘忠国在手机闹钟响起前十七分钟自然醒来。

房间还是那个房间，不到三十平米，

墙上的水渍在晨光熹微中勾勒出熟悉的、扭曲的地图形状。床单是洗得发白的灰蓝格子，

弹簧在翻身时发出轻微的呻吟。但他就是醒了，眼睛在黑暗中睁开，清醒得像从未入睡。

这已经是连续第七天。没有闹钟，没有噩梦，没有客户追魂夺魄的微信提示音。

他只是在一个精确到诡异的时间点——每天误差不超过三分钟——毫无征兆地睁开眼睛，

仿佛身体里安装了一个比瑞士机械表更精密的生物钟。起初他以为只是偶然，

后来开始记录：周一五点零五，周二五点零二，周三五点零七……到今天周五，五点零三。

他躺在床上，听着自己均匀的呼吸声，以及窗外这座城市在黎明前最后的寂静。

远处高架上偶尔有夜车驶过，声音沉闷而遥远。这寂静与清醒并存的状态，

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过去三年，他的早晨总是被尖锐的闹铃撕裂，

然后挣扎着从深度睡眠的泥潭里把自己拔出来，带着宿醉般的头痛和对新一天的抗拒。现在，

这种清醒来得太轻易，太完整，反而让他不安。更让他不安的，是醒来前那个梦。

梦里他坐在一间纯白色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办公室里，面前是一张巨大的水晶桌。

桌上没有案卷，没有电脑，只有一张纸。纸上印着硕大的数字：210,000.00。

下面一行小字：“律师费——咨询”。他穿着那套总是不太合身的西装，

但这次它奇迹般地笔挺妥帖。一个模糊的人影坐在他对面，看不清脸，只是推过来一张支票。

他接过，指尖触碰到纸张的质感，冰凉，光滑，像真的。然后场景切换。

他走在一条无限延伸的走廊里，两侧是无数扇一模一样的门。每扇门后都传来喧哗声，

但当他试图推开任何一扇，门都纹丝不动。突然，所有门同时打开，穿着制服的人涌出，

面无表情地拦住每一个经过的人，问同一个问题：“你玩原神吗？”被问到的人，

西装革履的、衣衫褴褛的、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摇头，眼神空洞，嘴唇翕动，

但发不出声音。潘忠国想喊“我玩”，喉咙却像被扼住。警察转向他，

警帽下的脸是一片空白，没有五官。“你玩原神吗？”声音从虚空传来。他挣扎着醒来，

就在那个数字“210,000.00”即将从支票上浮起、即将飞入他口袋的瞬间。

二十一万。一个精确的、诱人的、荒谬的数字。潘忠国坐起身，揉了揉脸。

晨光透过没拉严的窗帘缝隙，在水泥地上切出一道苍白的线。他拿起床头充电的手机，

屏幕亮起，自动弹出日历：2026年2月14日，星期五。情人节。与他无关。

他习惯性地点开《原神》，树脂依旧是满的。连续七天早醒，

却没有一天有精力在清晨登录游戏。那个警察的梦境质问像一根刺，扎在他与现实之间。

洗漱，换上另一套同样不合身、但至少熨烫过的西装。深灰，比黑色稍显柔和，

是律所统一订做的，肩线总往下垮。镜子里的人脸色尚可，眼底的乌青淡了些，

但眼神依旧缺乏神采，像蒙着一层薄雾。他尝试挤出一个“今天会更好”的微笑，

嘴角只牵动了一下，很快复位。出门前，他瞥见书桌上摊开的一本笔记本。不是工作日志，

而是一本普通的硬壳笔记本，封皮是深蓝色，已经有些磨损。

里面是他断续写下的、不成体系的东西：某个社区调解的片段，

火锅店老板说话时手指敲击桌面的节奏，深夜加班时瞥见对面大楼唯一亮灯窗口的臆想，

甚至还有几行试图模仿老陈语气、却终究显得稚嫩的“律师哲思”。他称之为“素材”，

不为什么，只是写下来，像在时间的河流里随手打捞浮木。今天，

他在最新一页潦草地写下：“2月14日，早5:03醒。梦：二十一万支票。警察问原神，

无人应答。第七天。”写完，合上本子，塞进那个边缘磨损的公文包。电梯下行时，

他遇到了同楼的邻居，一个在附近商场做早班理货的中年女人。两人点点头，算打过招呼。

女人突然开口：“小潘，最近起得很早啊？以前我出门时总碰不到你。

”潘忠国愣了一下：“是……有点早。”“早睡早起好。”女人笑了笑，

眼角堆起细密的皱纹，“我儿子要能像你这样就好了，天天熬到半夜打游戏。”电梯门开了，

女人匆匆离去。潘忠国站在原地，那句“打游戏”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心湖。

他想起梦里那些摇头的、沉默的人群。自己有多久没登录游戏了？一周？两周？

树脂想必早已溢出无数次。那个曾让他短暂逃离现实的提瓦特大陆，正在记忆里迅速褪色。

早餐在便利店解决：一个加热的饭团，一杯美式咖啡。他坐在靠窗的高脚凳上，

看着街对面写字楼逐渐亮起的灯光。手机震动，是工作群的消息，

关于今天下午客户会议材料的最后核对。他机械地回复“收到”，

目光却落在窗外一个匆匆走过的年轻人身上——那人戴着耳机，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

嘴角带着笑。可能在玩游戏，可能在刷短视频，可能在和恋人聊天。

一种遥远的、属于正常生活的鲜活感。潘忠国移开视线，吞下最后一口冰冷的饭团。

第一章：数字的诱惑上午九点十七分，嘉和国际中心B座十六楼，潘忠国的工位。

电脑屏幕上是那份已经修改了十三稿的跨境技术许可协议。条款密密麻麻，

像一片精心培育的荆棘丛，每一根刺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扎伤某个粗心的手指。

他负责审查其中的数据合规与知识产权归属部分，枯燥、精细，且责任重大——一个疏忽，

可能意味着客户数以百万计的潜在损失，以及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

但他今天的注意力很难集中。那个“210,000.00”的数字，

像水印一样浮现在每一个段落、每一个术语之上。二十一万。

对于他经手的那些动辄数亿的并购项目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他个人，

这意味着一年的房租、半年的基本开销，或者，

一笔可以让他喘息片刻、不必为下个月信用卡账单焦虑的缓冲。

意味着他可以在母亲生日时寄一份更体面的礼物，可以换掉这身永远不合身的西装，

甚至可以——奢侈地想想——休一个短暂的、不必随时查看工作手机的假期。“潘律师？

”旁边工位的实习生小赵探过头，小心翼翼地，

“刘律师问FDI项目国家安全审查补充材料第三部分的合规性分析什么时候能给他？

”潘忠国猛地回神：“哦，下午，下午给。”他顿了顿，“初稿已经差不多了，

我再核对一遍数据。”小赵点点头，缩回自己的格子间。这个刚来两个月的实习生，

眼神里还保留着对“律师”这个头衔的敬畏，以及对加班到深夜的“职业精神”的模仿热情。

潘忠国看着他伏案疾书的背影，想起三年前的自己。那时他也相信，

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那些凌晨四点的灯光、那些在客户面前字斟句酌的谨慎，

最终会兑换成某种确凿无疑的价值，无论是职业的尊严，还是银行的存款。三年过去了，

尊严被磨得起了毛边，存款的数字增长缓慢得令人心碎。他依然在还助学贷款，

依然在计算每个月的通勤和午餐开销，依然在“原神”里为了一次648的充值犹豫再三。

而那二十一万的梦境，像一束强光，照出了他现实账户的苍白。手机震动，不是工作群，

短信：“您尾号xxxx的账户于02月14日09:21转入人民币3,850.00元，

余额……”上月工资到账。扣除五险一金和税，

这是他加班加点、处理无数文件、忍受客户反复无常后得到的数字。三千八百五十元。

距离二十一万，隔着五十五个这样的月份，四年半。潘忠国关掉短信，深吸一口气，

试图将注意力拉回屏幕上的法律条款。但那些方块字在跳舞，重组，

拼凑成一张张支票的幻影。上午十点半，他被刘律师叫进办公室。“坐。

”刘律师从眼镜上方看了他一眼，示意对面的椅子。桌上摊着几份文件，

最上面是潘忠国上周提交的、关于某科技初创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初稿。

“写得还行，”刘律师用笔尖点了点纸面，“结构清晰，风险点抓得比较准。

不过——”他话锋一转，潘忠国的心跟着提了起来，

“关于期权行权价格与公司最新估值的联动机制，分析得不够深入。

你要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想想，如果公司下一轮融资估值大幅下降，

这些期权还有多少激励作用？又怎么防范核心员工因此流失？”潘忠国点头：“明白，

我回去补充。”“还有，”刘律师往后靠了靠，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这是一个准备谈点“别的”的姿态，“昨天我和王总——就是那个火锅连锁的王总——吃饭，

他提到你。”潘忠国心里咯噔一下。王总是他的“客户”，更准确说，

是刘律师拉来、挂在他名下维护的客户。

一个精明、务实、对法律服务的性价比锱铢必较的生意人。

“他说你上次帮忙审的那个加盟商纠纷处理得不错，替他省了不少麻烦。”刘律师说，

语气平淡，听不出褒贬，“但也提了句，说咱们的常年法律顾问费，

对他这种中小连锁企业来说，还是有点‘肉疼’。话里话外，

希望我们能多提供些‘增值服务’。”潘忠国等着下文。他知道，

增值服务”通常意味着更多无偿的咨询、更快的响应速度、以及更难以拒绝的“顺便帮忙”。

刘律师看了他几秒，忽然问：“忠国，你觉得律师费应该怎么收？”问题来得突兀。

潘忠国愣了一下，谨慎地回答：“按服务价值？按时间成本？或者市场行情？”“都是，

也都不是。”刘律师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最简单的，是按结果收。官司赢了，

按标的额比例抽成。但咱们非诉律师，大多数时候不产生那么直观的‘结果’。

我们防患于未然，我们设计交易结构规避风险，

我们确保客户在规则内安全航行——但这些‘没发生’的坏事，值多少钱？”潘忠国沉默。

这正是他时常困惑的地方。他熬夜修改的合同条款，

可能永远用不上；他反复推敲的法律意见，

可能只是客户决策中微不足道的一环；他提供的所谓“专业价值”，

常常被压缩成账单上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然后被客户财务部门质疑、砍价、拖延支付。

“王总觉得肉疼，是因为他看不到火灾，只觉得消防队收费高。”刘律师重新戴上眼镜，

“但你不能怪他。生意人，看的就是投入产出。所以，

要么让他看到‘火灾’的风险有多大——这需要本事；要么，换个收钱的方式。

”“换个方式？”“比如，”刘律师身体前倾，声音压低了些，“风险代理。

基础服务费降低，但如果帮客户避免了重大损失，或者促成了关键交易，

按节省或创造的价值分成。”他顿了顿，“当然，这得有胆量，也得有底气。

万一你判断错了，或者运气不好，可能白干。”潘忠国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风险代理。

按结果收费。这和他梦里那张支票的逻辑，隐隐吻合。“不过你还早，”刘律师摆摆手，

语气恢复如常，“先把手头的东西做扎实。股权激励方案抓紧改，下周我要见客户。出去吧。

”离开办公室，潘忠国觉得掌心有些汗湿。刘律师的话像一颗种子，

落进他被二十一万梦境犁过的心田。风险代理。按结果收费。律师的价值，

是否真的只能通过计时账单来体现？

在商业诉求和法律底线间找到的平衡——如果它们最终真的为客户避免了百万、千万的损失，

他是否配得上一个更“肉疼”的数字？这个念头危险而诱人。午餐时，

他在律所楼下的快餐店遇到了陈默。

那个他在一次偶然饭局上认识、自己开着小律所的“老乡兼同行”。陈默正端着餐盘找座位，

看见他，走了过来。“哟，潘大律师，难得见你在楼下吃。”陈默把餐盘放下，

里面是两荤一素的套餐，油光发亮。他比上次见面更瘦了些，眼袋明显，但眼睛依旧有神。

“陈哥。”潘忠国点点头。他点的是最便宜的素菜套餐，青菜寡淡地躺在米饭上。

两人相对坐下，沉默地吃了几口。陈默忽然说：“听说你们所最近接了个大活？跨国并购？

够喝一壶的。”“嗯，还在尽调阶段。”潘忠国含糊道。“挺好。大所，大项目，镀金。

”陈默扒了口饭，“不像我，天天跟离婚、打架、欠钱不还的死磕。昨天还有个当事人，

为了三万块装修款，跟人打了三年官司，花的律师费都不止这个数了。劝他调解，不听，

非要争口气。气能当饭吃？”潘忠国不知如何接话。陈默的世界离他很远，却又奇异地真实。

没有光鲜的会议，没有复杂的交易结构，只有最直接的利益冲突和最朴素的情感纠葛。

“你呢？最近怎么样？”陈默问，“还天天熬到凌晨？”“老样子。”陈默看了他一眼，

目光锐利：“脸色比上次还差。钱是赚不完的，命是自己的。我那有个案子，

当事人就是你们这种精英律师，四十不到，心梗，没了。老婆孩子拿着保单跟保险公司扯皮，

扯了半年还没结果。”潘忠国夹菜的手顿了顿。“不过话说回来，”陈默语气一转，

“你们按小时收费，熬得越久，赚得越多，是吧？我们不行，一个案子收个固定费用，

调解了、开庭了、上诉了，折腾半天，还是那点钱。有时候真想也搞风险代理，赢了大赚，

输了认栽。”又提到风险代理。潘忠国抬起眼：“陈哥做过风险代理？”“做过两回。

”陈默咧嘴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经历过风浪的淡然，“一回赢了，分了三成，

抵我半年收入。一回输了，白干三个月，还倒贴交通费。像堵伯。后来就不太敢接了，

年纪大了，求稳。”他吃完最后一口饭，擦擦嘴：“不过啊，忠国，咱们这行，

有时候真得信点邪。该是你的财，跑不掉；不是你的，强求不来。我认识个老律师，

一辈子没接过大案，但每个客户都念他好，退休了还有人逢年过节送礼。你说他赚得多吗？

不多。但活得踏实，睡得着觉。”陈默拍拍他的肩膀，端起餐盘走了。

潘忠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取餐口，又低头看看自己盘子里剩下的、油水不多的青菜。踏实。

睡得着觉。他想起自己连续七天无闹钟早醒。那是踏实，

还是某种更深层的、连自己都尚未觉察的焦虑？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他收拾餐盘，起身离开。

玻璃门上映出他的影子：西装，公文包，疲惫但还算整齐的头发。

一个标准的、深城CBD年轻律师的形象。但在那表象之下，一些东西正在松动、发酵。

关于价值，关于价格，关于那些在计时账单上无法体现的、深夜的思考与挣扎。回到办公室，

他打开电脑，却先点开了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在“2月14日，

早5:03醒。梦：二十一万支票。警察问原神，无人应答。第七天。”下面，

他添上一行字：“刘律师谈风险代理。陈哥说，踏实才能睡着。”然后，

他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中行权价格与公司估值联动机制的补充分析——兼论下行风险对冲方案”。

手指落在键盘上，开始敲击。这一次，那些枯燥的法律条款和财务模型，

似乎有了不同的重量。他想知道，自己这份“补充分析”，到底值多少钱。或者说，他，

潘忠国，作为一个律师，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键盘持续不断的敲击声，

在午后的办公室里，清晰，孤独，而固执。第二章：无人应答的追问梦境在延续。

不再是二十一万的支票，而是那个荒诞的场景：无尽的走廊，无数扇门，涌出的警察，

和那个重复的问题：“你玩原神吗？”每个被问者都摇头，沉默，眼神空洞。

潘忠国试图替他们回答，喉咙却发不出声音。他想举起手机，屏幕上是璃月港的夜景，

但手臂沉重如铅。警察转向他，空白的面孔逼近，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你玩原神吗？

你玩原神吗？你玩原神吗？”他在窒息感中惊醒。时间：凌晨五点零五分。第十五天。窗外，

深城的天空是一种将明未明的暗蓝色，像冻僵的深海。潘忠国坐起身，

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冷汗。他拿起手机，屏幕的冷光刺得他眯起眼。微信有几条未读消息，

来自工作群，关于某个项目进度的催促。他划掉通知，点开《原神》图标。加载画面，

熟悉的音乐。他登录，角色站在璃月港的码头，时间设定在夜晚，万家灯火倒映在水中，

温暖而遥远。他操控角色跑了几步，做了两个日常任务，领取了微薄的奖励。然后他停下来，

让角色站在高处，俯瞰虚拟城市的繁华。一种强烈的疏离感攫住了他。

这个他曾投入数百小时、为之熬夜、为之兴奋或沮丧的世界，此刻显得如此……不真实。

那些精心设计的任务，那些复杂的人物关系，

那些需要反复刷取的装备和材料——一切 suddenly 都变得轻盈，

像五彩斑斓的肥皂泡，一触即碎。他曾经在这里寻求慰藉、成就感和短暂逃离，但现在，

就连这逃离本身，也显得刻意而乏力。警察的追问，那些摇头的、沉默的人群，

像一则蹩脚的隐喻，指向他生活中某种更广泛的失语。不是关于游戏，

而是关于一切在现实压力下被迫让位、最终沉默无声的部分：那些未能发展的爱好，

那些疏远的朋友，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旅行计划，那些关于“生活”本身的、模糊的憧憬。

“你玩原神吗？”或许是在问：“你还记得如何纯粹地享受一件事吗？

”或许是在问：“在所有这些‘必须做’和‘应该做’之外，你还保留了什么给自己？

”又或许，只是在质问他与这个世界日渐稀薄的联系。他退出游戏，关掉手机。

房间里重新被昏暗笼罩。连续十五天的早醒，并未带来精力充沛的感觉，反而像是一种预支，

让他在白天更早地感到疲惫。但那种准时的、无理由的清醒，

又像身体在固执地宣告某种主权：即使意识想沉睡，有某个部分已经醒来，并且不愿再睡去。

上午，律所的气氛有些微妙。茶水间里，几个同事在低声交谈，见他进来，声音戛然而止，

换上敷衍的笑容。潘忠国接了杯水，隐约听到“裁员”、“业务收缩”、“优化”几个词。

经济下行的影响，终于像缓慢上涨的潮水，漫过了律所这座看似坚固的沙堡。果然，

下午临时召开了全体会议。管理合伙人没有露面，

由执行合伙人通报：由于几个主要客户业务调整，部分项目延期或终止，为控制成本，

所里决定“优化人员结构”，即日起启动一轮“绩效评估与岗位调整”。措辞委婉，

但意思明确：有些人要走了。会议室里空气凝固。没人说话，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和空调出风口单调的嗡鸣。潘忠国坐在后排，看着前排那些或挺直或微驼的背影。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这些人。除了工作交集，他们是谁？有什么爱好？

为什么选择这行？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一概不知。他们就像游戏里的NPC，

按照设定好的程序，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工位上，处理文件，参加会议，然后消失在电梯里。

就像梦里那些摇头的、沉默的人。散会后，气氛压抑。有人强作镇定，有人面露忧色，

有人已经开始悄悄更新简历。潘忠国回到工位，

邮箱里已经躺着一封来自人力资源部的正式通知，详细说明了“绩效评估”的标准和流程。

他扫了一眼，关掉。标准无非是那些：billable hours计费工时，

client development客户开发，

contribution to firm对律所贡献……冰冷而量化。

他的billable hours不算最高，但也达标；客户开发几乎为零，

除了刘律师“挂”在他名下的王总；对律所贡献？他想起那份公益法律援助，

那些深夜回复的小企业主咨询，那些无人知晓的、琐碎而耗费心力的“分外事”。

在评估表上，它们大概属于“其他”，权重微乎其微。手机震动，是林薇。

自从上次关于石峁考古的简短交流后，他们有阵子没联系了。“看到新闻，

说你们行业最近震荡挺大？没事吧？”她问。潘忠国看着这条消息，

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暖流。在这种时候，还能被一个不算亲密的朋友记挂，是一种奢侈。

“暂时还好。”他回复，“不过所里开始‘优化’了。”“意料之中。我们这边也风声鹤唳。

保重，别太拼。”“你也是。”对话简短，但足够。潘忠国放下手机，

目光落在桌面那个深蓝色笔记本上。他翻开，手指拂过之前写下的那些碎片。

社区调解时老太太颤抖的手，火锅店王总说话时嘴角的油光，

凌晨四点对面大楼那扇孤零零亮着的窗……这些瞬间，这些在绩效考核表上毫无价值的瞬间，

此刻却显得格外真实，格外有分量。他忽然想，如果明天就被“优化”了，

除了银行账户里那点微薄的存款和一身不合身的西装，他还能带走什么？

是那些他经手过的、最终尘封在档案柜里的文件？

还是这些散落在笔记本里的、关于他人的、微小的悲喜与挣扎？下班时间到了，但没人动。

大家默契地留在工位上，键盘声比以往更密集，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竞赛。

潘忠国也留下来，但他没有处理工作邮件，而是打开了那个深蓝色笔记本，开始写。

不是记录，而是创作。他把那个“警察问原神”的梦境写下来，

稍加改编：一个在巨型企业里日复一日重复着机械工作的年轻人，

突然发现身边所有人都在某天醒来后，失去了回答某个简单问题的能力。

这个问题可以是“你喜欢什么颜色？”，也可以是“你快乐吗？”。

年轻人成为唯一还能回答的人，也因此被一个神秘组织追踪，

他们认为这种“回答的能力”是一种需要被清除的病毒……他写得很慢，很生涩。

法律文书的训练让他擅长精确、严谨、避免歧义，

但虚构故事需要的是另一套语言：模糊、跳跃、留白。他常常写了几行就删掉，觉得矫情，

或逻辑不通。但某种力量推着他继续。仿佛在这个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下午，

写下这些荒诞的、不产生任何经济价值的文字，是对某种东西的坚守，

是对梦里那些沉默人群的回应。晚上九点，办公室人走得差不多了。潘忠国保存文档，

关掉电脑。离开时，在电梯里遇到了同样加班到现在的刘律师。两人沉默地下降。

电梯镜面映出两张疲惫的脸。“忠国，”刘律师忽然开口，声音在狭小空间里显得低沉，

“所里的事，别太往心里去。大环境如此，不是个人能左右的。”“明白，刘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