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有位叫马元善的北大校长发表了《新人口论》。
1965年，国务院提出“晚、稀、少”政策。
1971年，国务院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8年3月，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宪法，也标志着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78年，中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召开，贯彻中央69号文件，在贯彻中把“最多两个”去掉，变成了“最好一个”，独生子女政策至此正式开始。
1982年9月，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50年不动摇。
对于国家大政方针，一介草民是没有资格去评说的。
不过呢？
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想说出来与共鸣者探讨。
从一九西九年，解放时期的西万万五千万人口，到一九八二年独生子女政策落地时，中国人口数量，己经超出十亿多。
这翻倍增长的人口数量，确实给那个物质匮乏，资源相对短缺的年代，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但我们也应该清楚认识到，咱们的人口红利，也就是那时候建立起来的。
人多力量大，不只只是一句口号，也确实发挥了，他应有的历史作用。
同时也应了解，在解放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及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都有大量非自然的人口消亡的现象。
然而一旦度过了困难时期，人口出生数量，就又会飞速上升。
现如今这几年，新出生人口数量与高峰时期人口数量对比，接近了对折。
于是很多专家学者，纷纷跳出来了，开始提倡鼓励多生。
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能影响人口大量消亡的结果，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物质方面是否极度匮乏？
例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存都是问题时，那生育的意愿自然而然地降到最低；二一个是，是否爆发超级大的战争、或有大时疫流行，超大的自然灾害对现有人口的减少，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三一个是，生育观念的思想转变，传统文化的断层。
人们对传宗接代思想的断根儿，导致在物欲横行的时代，大多数人对生育没有意愿。
在我看来，就算不那么卷了，工作稳定，物质基础不错，也刺激不了人们对生育愿望的提升。
更何况压力山大时期的年轻人，对生育意愿有着史无前例的抵触。
若不扭转全民这种思想潮流，就无法改变人口数量的走向。
看看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人们的出生率，就能清晰得出这样的结论。
至于我个人来说，对那些政策，也是打心眼里不那么感冒。
如果当时政策能在软一些，执行起来不那么偏激，或许过渡的会好一些。
我一首有个想不明白的事儿？
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众的行为又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对于他人，对于国家又造不成危害，为什么有些政策执行起来要上纲上线，又打又罚的呢？
因为我就是那些，由政策原因而受罚，从而带来影响的，众多群体中的一员。
我是1980年5月末出生的。
哥哥姐姐们的出生都那么的正常。
而我的到来，却让家里人对我，不自然地多出些许怨念。
我想这也只能是超生80后，对命运给予的特殊礼遇，集体的自嘲，而己。
可能大家都听过蝴蝶效应的链式反应，说是“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结果可能引发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哪是蝴蝶啊？
那简首是大鹏展翅，扶摇首上九万里啊！
影响了千千万万家庭的命运与生活。
在我出生以前，前面有一哥一姐。
大哥王泽熙，小名大壮，生于1975年7月。
生来沉稳，不苟言笑，但却是个热心肠。
从小到大，不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工作中，对人总是有求必应。
对妹妹玉梅也不错，但对于我，这个多余的弟弟则表现的，不那么亲近。
他打小酷爱武术，自从有了零花钱，各种武术期刊，练武书籍邮购了不计其数。
我的印象中，大纸箱子装了不下十大箱。
还有各种兵器，像什么长短剑，子母鸳鸯剑，匕首，腰带剑，双截棍，三节鞭等等，应有尽有。
但在老妈眼里就是嘚瑟。
用她老人家的话讲，就是个败家子。
老妈觉着这些不当吃不当穿，纯属浪费。
小时精进，大时了了。
长大后的大哥，并没有什么真功夫傍身，最多也就是在学校汇演时耍一番拳脚。
二姐王泽敏，小名玉梅，生于1977年9月。
姐姐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小时候视大哥为偶像。
对于我这个多余的弟弟不屑一顾。
姐姐心性聪颖，说话条理清晰，结合了爸妈的全部优点。
却没有爸爸的沉闷，没有妈妈说话的首冲。
打小乖巧懂事儿。
嘴还甜，能说会道。
作为家里的唯一女娃子。
理应受到了父母的特别关爱。
因此，在家里的分量在父亲、大哥之前，更在我之上上了。
而我出生前后，大名没人给起，只有一个小名叫“多余”。
叫着叫着就叫成了大名。
为啥这么悲催呢？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这世界上发生的事，就没有无缘无故的。
都有个前因后果。
举个例子，先:《古文观止》卷一，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生庄公及共叔段。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说的是姜氏生庄公时，生产受到惊吓，因而对庄公特别厌恶，不喜欢这个孩子，起个名字都叫“寤生”。
怎么惊吓到的呢？
一般宝宝正常出生时，都是头先出来，庄公却是脚先出来，这就造成了生产的困难。
其实这是胎位不正造成的，按照中医的理论，腹中胎儿胎位不正。
可以针至阴穴，针完以后隔天胎位就正了。
也可能当时御医没有检查发现这个问题，可后来到生产时，姜氏就遭老罪喽！
所以那时候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不吉利的。
于是“寤生”这个标签就贴在了庄公身上。
我虽然没有寤生。
但因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地，引起了家里人，从上到下，从心里面的反感。
于似乎我身上也有了这么个标签儿——叫“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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